法理不能代替法律——关于法官守法、释法、理解法再答法盲人/龙城飞将
时间:2024-05-20 01:48:24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194
法理不能代替法律——关于法官守法、释法、理解法再答法盲人
龙城飞将
近日，我与法盲人展开了关于法官在诉讼活动中如何解释法律、遵守法律的讨论，讨论是由炒冷饭，即对许霆案件的讨论引发的 。我的主要观点是：一、法律并不必然被解释，法律被解释实属无奈之举。二、刑事司法活动中一定要严格地执行法律的规定，法官不能自己创造刑事法律，他只能遵从法律。三、出现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时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理，不能脱离法律的规定进行判决。四、我国刑事法律的立法权与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在中国法官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六、法治不能沦落为口治，法官和学者不能任意解释刑事法律。七、法律的原则大于规范，具体的规范应当服从原则。
关于我提出的“大陆法系的法官不能解释法律，只能服从法律”这一论点法盲人有自己看法。同时，他又将“法官解释”这个词换成“理解”一词。也就是，将“法官解释法律”改为“法官理解法律”。接下来，他就我的观点提出一引动看法，现在我逐项讨论法盲人的观点。简言之，我的核心观点是，法理不能代替法律，哲学不能代替现实。
一、 法律不必然被解释
法盲人提出，“法律不必然被解释，则法律无法施行”，并提出其相应的理由。
现在，笔者对这个观点进行分析：
首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事实是与法律完全吻合的”，是一个不能命题。从总体上来说，法律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事实的，而是针对一类现象。一般情况下，一个法律规则的产生总是经过多个环节：出现新情况——出现立法动议——立法机关通过。某种规则一旦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规则，就会涵盖它所指向的一类现象。对溺水的儿子不予施救是否为杀人，是一个具体的案例。表面上相似的案例可能会有不同的定性。若怀疑父亲是借溺水杀害自己的儿子，那要由公安机关对此事从动机到行为进行侦查，比如是不是父子因为某种原因结了仇，是不是父亲怀疑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等。若是父亲自己不会水，喊人前来求助时间不够使得溺水的儿子离世，他连悲痛还来不及，你还要怀疑他借机杀自己的孩子？况且，这种案例也不是法官释法或理解法的问题，而是法官需要查明的事实。
其次，关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是严格的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分开过程，而是结合着进行的”。这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官的自由心证是指法官经过对控辩双方的主张与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印证，内心确信案件的真实事实是怎样的。而自由裁量则是在案件的事实确定，找到合适的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之后决定刑罚的轻重时根据罪犯应从轻或从重的情节在法定的量刑幅度范围内决定其刑罚的轻重。可以说这是法官从事诉讼活动两个不同的阶段，自由心证在先，自由裁量在后，不可混淆，亦没有可能结合着进行。
再次，关于“法官的目光应该是往来于事实与法律之间。法官不能按照先查明了事实，然后来套用适用哪条的简单程式处理案件”。法盲人认为，“法官是在头脑中形成一种事实与法律交替的现象。法官要通过法律来剥离那些不重要的事实，那些不为法律规制的事实。因此，他就必须在案件开始时就有法律的映像，然后在判决作出时，事实也被剥离得与法律相符状态”。这又是混淆了法官所进行的刑事诉讼过程。法官首要做的事应当是查明事实真相，在查证过程中不可能一会证据、一会嫌疑人可能涉及到的法律这样来回游离，那是公安机关应当做的事。无论法官有多么高深的理论知识，多么丰富的审判经验，他也必须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查明事实真相。
最后，关于“法律不必然被解释，则法律无法施行”。这个命题成立的前提是法律必然是混沌不清的，正因为如此，法律才必然被解释。但实际上，法律从其本意来说，必然应当是清晰的，可执行的。对这样的法律，不存在被解释的问题。不清晰，不可操作的不是法律，只能是一种粗略的原则。比如《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的规定都是十分清晰的，往往人们不清楚的只是对犯罪嫌疑人是故意还是过失难以区分，但这是对事实的认定问题，不是对法律的解释问题。比如邓玉娇被认定为犯故意伤害罪，这不是法官在解释法律，也不是法官在理解法律，而是法官在认定一个事实。但遗憾的是，他们认定的这个事实上错误的，邓玉娇的刑事判决书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当然，并不排斥有些法律由于在立法过程中有太多的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只提出一些原则性框架。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规定不清楚的地方，仍然依据法律更高的规定，即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命关天，不能任意解释，不能任意理解，法律的文字规定已经十分清楚；不能为了给一个人定罪而任意地歪曲事实。
实际上，法盲人自己提出的理由并没有从逻辑上支持他的观点。
二、 中国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解释法律
法盲人指出，“中国法官不能造法并不代表法官不能理解法律”。我同意他的这个观点，而且，我还要加强他的这个观点。可以这样表述：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中国的法官不能造法，但他必须理解法。他理解法一定要按照法的本意去理解，不能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作出一种判决而诡称自己是在进行法律的解释。当我们否认了他有解释法律的权力时他又辩称自己在理解法。实际上，刑事法律的规定一定是非常明确的，对规定不明确的条文，有一个更多的原则在总则部分管控着它们。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当事实不清或法律适用不明时应当有利于被告。
不但如此，在刑事诉讼阶段，检察官、被告都是在理解法、都必须执行法。若法无明文规定而强行判决有罪，实际上此时的法官就不是在理解法，而是在违背法律的规定。
法盲人指出，“法官解释法律没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官解释法律的强制执行力体现在了法律判决中。判决不是法律，在于它没有普遍的约束力，它只有个别的约束力”。
看来，法盲人在内心里还是没有把“法官释法”与“法官理解法”区分开来，现在在他的笔下这两者又成了同义语。我们接着来分析。
如果从程序的角度看，这样的观点是对的。我们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审终审制，即使法官判决是错误的，若经过两审也是发生了法律效力的判决，此时必须执行。若有冤屈，只有启动再审程序。但对被告人来这是非常漫长的道路，对多数被告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实质正义的角度来说，法官的判决若不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而是依据自己的理解或者自己的解释，就是错误的。法官进行了这样的司法活动就是违法的。
法盲人还指出，“法官有审判权，他就必然有理解法律的权力”。刚才我已经指出，法盲人的“法官理解法律”就是“法官解释法律”，或者可以说“法官是在个案中解释法律”。换句话说，就是“法官认为在这样案例中法律是什么样的”。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同样的案例，换一个法官，他作出了另外的理解，岂不是同一个法律被法官“理解”或“解释”得乱七八糟？ 如果另外的法官参考了这个法官的判决，岂不是这个法官的判决有了普遍的约束力，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立法？在深圳曾有这样的事，同样是停在车场的汽车被盗，有的案例中法官判决停车场负有赔偿责任，理由是保管；有的却判决不负赔偿责任，理由是出租车位，没有保管责任，停车场的告示上早已写清楚了。
我认为，理解法律，是法官、检察官、被告等诉讼参与人的义务，不是权力。无论是谁都必须执行法律。而且，执行法律不能偏离法律，不能脱离法律的规定自行一套，名之曰“理解”或“解释”法律，实则是违背法律。
三、 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必须严格执行法律
法盲人认为，“严格限制法官理解法律的权力，也是不恰当的。法官的解释不是都为任意的解释。法官应该依据公意或是说立法的精神来理解法律”。
问题是，如第二节所言，在具体案例中，法官的判决一旦生效，就产生约束力，谁能保证法官所解释的法律就是遵从了公意。经过立法机构产生的法律还经常为利益集团左右而侵犯到广大人民的利益，谁能保证法官个人所解释的法律不代表了某个利益集团甚至他本人的利益在其中呢？
以许霆案件为例，法官判决书的观点是许霆犯了盗窃罪。但是，法官的这个判决至少存在这样的问题：一、逻辑问题：若判决许霆盗窃罪成立，盗窃金融机构罪就应当成立，原一审判决就是正确的。但判决盗窃罪成立又抽象掉盗窃金融机构罪的内容，是给法官出主意的法学家们自相矛盾。二、违反了公意。关于许霆的行为是否盗窃，网上曾做过调查，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不是盗窃，应当是不当得利的民事行为。若经催收仍不还款才能认为定侵占罪，但实际的情况是法官根本没有顾及公意。所以曾有人说许霆案件和梁丽案件是司法被强奸，但我觉得实际上却是个别人持有的司法强奸了公意。它的论点经过论证，恰好是不被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接受。所以我一再说，这是口治代替了法治。
法盲人指出，“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许多案件都不能作出判决了或是不能得出有罪的结论……某些案件从法律字面上看不构成犯罪，但是实质上严重侵犯了法益（我国称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样的观点存在极大的危害性。首先是若法无明文规定而定罪，是定罪的人违反了法律。其次是有的案例会违反民意，比如许霆和梁丽案件。我一再指出，若这种行为确实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当启动立法程序，新的立法有了相应的规定后，再发生完全相同的案件才有定罪的法律依据。否则就是我一再指出的不据法司法。不能因为某种行为有社会危害性但法无明文规定就由法官直接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解释定罪。
四、 严格依照法律判决利大于弊
法盲人指出，如果依据字面法律判决无罪，人民认识到司法不公，法律权威荡然无存。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第一，对许霆案进行有罪判决，对梁丽企图以有罪起诉为什么引起公愤，就是由于人民对于这种违法的司法行为不满，认为公法不公。司法的权威来源于执行法律，而不是任意解释法律，不是来源于不据法司法。
法盲人的观点是，人民意识到当初自己制定的法律不够详尽，因而多次修改法律，尽量将法律规定越详细越好。而这又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侵害了法律的确定性，使法律朝令夕改，严重损害人民自己的利益，无法预测法律之意。二是，法律再详尽，但是也赶不上社会发展的步骤。
法盲人显然是把法哲学的语言抄到了刑法学中。当发现新犯罪类型，把它写入刑法，不是朝令夕改，是完善法律。这种工作是任何社会的刑法都必须做的。比较一下我国79刑法和97刑法，就会发现出现许多新的罪名，就是由于形势变化了，出现一些新的危害社会的行为，立法机关把它们定义为犯罪。这样的做法，显然不是人民无法预测法律。换句话说，法律没有规定而要强行定罪，就是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政策，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则是无罪推定，严格执行法律的表现。
2009-12-29凌晨
作者博客：http://www.yadian.cc/people/6493/
http://blog.sina.com.cn/zjysino20080207
证据调查学的对象和体系
何家弘
证据是查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调查是与证据的发现、收集、评断和使用有关的各种调查活动的总称，是法律工作者和执法人员为查明和证明案件事实而进行的专门调查活动。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证据法相对比较落后，因此司法人员和律师在收集和使用证据时往往有随意性，甚至有忽略证据规则和轻视证据调查的倾向。无论是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还是其他执法人员，都应该重视证据调查工作，加强证据意识，提高执法的科学性。
一、证据调查学的缘起。证据调查学是研究证据调查方法、规则和规律的学科。由于证据调查普遍地存在于各种司法活动和执行活动之中，所以证据调查学是一门应用范围广的综合性学科。它不仅适用于刑事案件，也适用于民事案件、经济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它不仅适用于侦查人员的工作，也适用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律师及其他执法人员的工作。然而，由于我国具有“重刑轻民”的法律文化传统，所以长期以来只注重研究刑事案件中的证据调查，而且多从侦查破案的角度加以研究。至于民事案件、经济案件、行政诉讼案件中的证据调查问题和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的证据调查问题则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证据调查学的研究对象。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以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对象为基础。证据调查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证据调查的方法。
证据调查学是在总结证据调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体系，因此研究证据调查方法必须从证据调查的实践经验出发。证据调查活动存在于一切案件的诉讼过程之中。无论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还是行政诉讼案件，都离不开证据调查活动。而且，证据调查的主体具有多样性。不仅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要进行证据调查，审判人员、公诉人员和律师也要进行证据调查。此外，公证、仲裁、内保、纪检、监察、海关、工商、税务等人员在其相关的工作中也要进行证据调查。虽然不同案件中的证据调查方式和重点有所不同，虽然不同主体的证据调查活动各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它们在基本方法上有着本质的共性。正是这种共性或内在的统一性使它们共同组成了证据调查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证据调查学既要研究各种证据调查活动的一般方法，也要研究各类案件中证据调查活动和各类主体证据调查活动的特殊方法，（2）证据调查的规则。
证据调查是司法活动或执法活动的组成部分，是以实现有关法律任务为目的的，其行为必须遵守有关法律的规定，因此证据调查学要研究这些法律规定。而这些法律规定也就是证据调查必须遵守的规则。作为证据调查学研究对象的法律规则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有关程序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等法律中有关证据调查的规定；二是有关主体的法律规定，如《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等法律中有关职业行为规范的内容；三是有关各种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规定，如《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规中有关调查取证的内容。此外，每一种具体的证据调查措施或方法也有其必须遵循的规则，如询问证人的规则、现场勘查的规则、物证鉴定的规则等，这些也是证据调查学必须研究的内容。（3）证据调查的规律。
证据调查学必须在全面总结证据调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索这种调查活动的规律。证据调查的规律也具有多层次性，既包括一般认识方法和思维活动的规律，也包括具体调查措施的运作规律，还包括各种调查活动的特有规律等。准确地揭示证据调查活动的各种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创建相应的理论体系，这正是证据调查学的根本任务。
三、证据调查学的体系。一门学科的内容是由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我认为证据调查学的内容体系应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
）证据调查原理，包括证据调查的概念、方法和原则；证据调查学的对象和体系；证据调查方法的历史沿革；证据的性质和种类；证明的对象和程度；证据调查的思维方法等。（2）证据调查步骤，
包括证据调查的一般途径和基本步骤；如何分析已知本证和反证的内容及可信度；如何确定待查问题并提出假设性推论；如何收集新证据；如何评断和使用证据等。（3）证据调查方法，包括证据调查的一般方法和基本原则；
人证调查方法；物证调查方法；书证调查方法；视听证据调查方法；科学鉴定方法等。（4）证据调查实务，包括证据调查的技能和策略；
不同主体的证据调查实务；不同案件的证据调查特点等。
四、证据调查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证据调查学是法学体系中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它与其他部门法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证据调查学服务于刑法、民法、经济法等实体法学。证据调查学既不研究犯罪与刑罚，也不研究民事和经济法律关系，但是刑事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确定某种民事或经济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都必须以一定事实为依据，而认定这些事实都必须通过证据，都离不开证据调查活动。证据调查学研究证据调查的方法、规则和规律，为实现各实体法学的任务提供了保障。其次，证据调查学从属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程序法学或诉讼法学。诉讼法学研究各种诉讼活动的原则、制度和程序，探索诉讼活动的规律，其中当然包括收集证据的程序和使用证据的规则。证据调查学研究证据调查的规则必须以上述法律规则为前提。但是，证据调查学不仅要研究上述法律规则，而且要研究具体调查措施的操作规则。另外，诉讼法学并不研究证据调查的具体方法和规律，而这正是证据调查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证据调查学是诉讼法学中有关内容的延伸和补充。第三，证据调查学与证据学和物证技术学是姊妹学科。这三门学科都是以证据为研究对象的，而且都服务于刑法、民法、经济法等实体法学并跨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程序法学的领域。不过，这三门学科研究证据的角度有所不同。证据学研究的是在诉讼中运用证据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物证技术学研究的是发现物证、识别物证、记录物证、提取物证、检验和鉴定物证的科学技术方法；而证据调查学研究的是与证据的发现、收集、评断和使用有关的各种调查方法和规律。换言之，证据学是从法律的角度研究证据；物证技术学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研究证据；而证据调查学是从调查方法的角度研究证据。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相辅相成的。第四，证据调查学与犯罪侦查学是联系紧密且内容交叉的近邻学科。犯罪侦查学和证据调查学都要研究查明案情和收集证据的方法和手段，但是前者仅适用于刑事案件之中，后者还适用于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之中。即使在刑事案件之中，二者研究的角度和重点也有所不同。犯罪侦查学主要研究侦查人员的调查活动，它侧重的是揭露犯罪和打击犯罪的作用。证据调查学既研究侦查人员的调查活动，也研究辩护律师的调查活动，它强调的是查明案件事实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准确性和公正性。虽然大多数犯罪侦查措施和手段都属于证据调查的范畴，但是侦查机关为查缉案犯而采取的一些隐蔽手段和强制措施就不是证据调查学要研究的对象。
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暂缓起诉制度探析
宋景峰 刘青
2001年桐柏县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7人，占全年受理审查总人数309人的5.5%，起诉的14人中14至16岁的4人；2002年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4人，占全年受理审查起诉总人数291人的8.25%，起诉的20人中14岁至16岁的8人。2003年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43人，占全年受理审查起诉总人数243人的17.6%，起诉的40人中14岁至16岁的29人。从上述办理的案件来看，未成年人犯罪占整个犯罪比率不断上升，且呈低龄化趋势。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未成年人犯罪的可塑性，为切实保障未成年人权益，遏止未成年人犯罪上升态势，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坚持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的政策。为落实这项政策，不少地方在探索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暂缓起诉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暂缓起诉的规定，就此而言司法实践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但是，法律应该与时俱进，理应包括法律制度在内。我们应当客观分析，在实践中积极探索适用暂缓起诉制度并客观看待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暂缓起诉的利弊，切实解决“是否应当暂缓”与“如何暂缓”的实际操作问题。
暂缓起诉是指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院对确有犯罪事实，但同时具有某些从轻、减轻处罚的条件并可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决定暂不起诉，在法定的诉讼时期内，要求犯罪嫌疑人承担一定的义务，即对犯罪嫌疑人在指定的单位和组织中进行一定时间的考察，考察期满后表现较好的，作相对不起诉的处理。
一、暂缓起诉的理论基础和法律渊源
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暂缓起诉，近年来有许多地方都在试行，但是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暂缓起诉是否符合法律、是否应当广泛适用，即“是否应当暂缓”的看法，目前还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即赞成说、反对说、谨慎说。
“赞成说”认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暂缓起诉制度是积极可行的。理由是：第一，它有利于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作出正确处理。鉴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实行暂缓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可以增加一段全面考察的时间，考察期满后再作决定，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会更好些。第二，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帮教，预防其再犯罪。第三，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实行暂缓起诉制度，使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能够依据犯罪情节轻重和悔改情况，在审查起诉环节作出是否进入下一个诉讼环节的决定，使不该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适时终止，有利于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投入，提高诉讼效率。
“反对说”认为，暂缓起诉严重违法，应当予以禁止。持此观点的理由是：第一，暂缓起诉并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试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后作出的决定只规定了提起公诉、不起诉、退回补充侦查三种处理方式，并没有规定可以作暂缓起诉。第二，它是检察机关对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检察机关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特定的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暂缓起诉，不利于打击犯罪，有损于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形象。第三，它违反了公诉权的实质内涵，造成对审判权的侵犯。公诉权是一种诉权，其基本职能是控诉，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不能对案件作出实体处理。第四。它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混淆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并造成与缓刑适用的冲突。
“谨慎说”认为，制度创新永无止境，积极谨慎地探索适用暂缓起诉制度应当予以支持。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检察机关探索未成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制度，目的在于实施“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未成年人身上留下刑事犯罪记录。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中确实没有暂缓起诉的直接规定，就此而言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但是法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与时俱进理应包括法律制度在内。按照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确实只有提起公诉、不起诉、退回补充侦查三项可供选择的权力，在不起诉的范围内也只有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因证据不足不起诉的选择权。酌定不起诉是国家授予检察院行使的起诉裁量权，具体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显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是授权性规定，而非禁止性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以此为据探索如何实施不起诉的决定。所谓“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并没有规定检察院的不起诉权一次用尽，检察院所说的暂缓起诉实际上是对不起诉附加了在一定期限内进行考察的条件。对现有的不起诉制度是否可以附加条件、应当如何附加条件本身属于制度创新的探讨，是完全应当允许的。
在实际工作是，有些同志提出：暂缓起诉具体操作复杂、麻烦，增大了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工作负担，还不如起诉到法院作判处缓刑。检察院决定的暂缓起诉与法院作出的判处缓刑两者的差别在于：检察院在缓诉考察期内对缓诉对象进行考察，可以为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提供一个有条件的免受审判的机关，可以达到暂缓起诉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而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判虽然也可能作出宣告缓刑的决定，但是，缓刑毕竟是对刑事犯罪的认定与处罚裁量，有可能影响未成年今后的健康成长。
二、基层检察院暂缓起诉的具体操作
目前在“暂缓”方面各地形成了许多制度，例如：考察期限、暂缓起诉对象定期报告制度等制度。这些制度设计已经比较细致，在理论上也是正确的，而令人忧虑的是这些工作如何一一落实到基层。下面就结合笔者所在的河南省桐柏县人民检察院近两年来探索对未成年犯罪适用暂缓起诉的心得和体会，来具体谈谈基层如何做好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工作。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工作的重点是“如何暂缓”。 “如何暂缓”的关键是落实考察工作。考察工作的质量高低，是决定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一定要保证考察工作落实到位。
（一）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制定并严格落实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和不适用范围。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是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如犯罪嫌疑人赵某故意伤害一案，犯罪嫌疑人赵某与被害人巴某系同学，巴某向赵某索要沙发垫子未果，巴某遂纠集几名在校学生对赵某拳打脚踢，巴某先朝赵某脸部打了一拳，又用手掐住赵某的脖子，赵某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向巴某的腹部捅了两刀，后巴某因抢救无效死亡。经过审查后认为，赵某犯罪时未满十六周岁，并系防卫过当；赵某平时在校表现一贯良好，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且被害人巴某有过错。遂决定对赵某做暂缓起诉，让其完成学业。
不适用范围是所犯罪行情节严重的，惯犯、有前科或者被劳动教养的，犯罪后拒不认罪的。
（二）决定实施暂缓起诉的程序和期限。对于符合暂缓起诉条件的案件，由主诉检察官审查提出意见交主诉办讨论后报主管检察长批准，并征求被害人及家属意见后，决定实施暂缓起诉。考察期限一般是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根据未成年人年龄、学习、平时表现情况具体制定考察期限。
（三）制定暂缓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的考察制度，及其应遵守的规定。考察制度主要包括暂缓起诉对象定期报告制度、考察人员互相联系制度，考察对象评估测查制度。暂缓起诉对象定期报告制度是对于在校学习的、已辍学或已工作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经暂缓起诉后，由公诉部门将犯罪嫌疑人交由其所在学校、居民委员会、村委员会继续进行学习、生活、工作。暂缓起诉对象每月要到公诉部门或书面、电话定期报告工作学习情况。考察人员互相联系制度是规定作出暂缓起诉的检察院公诉部门同暂缓起诉考察对象所在的学校或所在居民委员会、村委员会、公安机关互相联系， 了解暂缓起诉考察对象的表现。考察对象评估测查制度是指被暂缓起诉考察对象在考察期限内，由公诉部门不定期会同所在学校、居委会等单位对暂缓起诉考察进行考察、评估和测查，并写出书面鉴定意见。对于在暂缓起诉考察期间能够认真遵守暂缓起诉考察期的有关规定，态度积极，表现较好的，公诉部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相对不起诉的意见，报请检委会决定。对于在暂缓起诉考察期间表现不好，延长考察期限。如果重新犯罪、违反相关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公诉部门依法对其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
目前，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暂缓起诉制度引起了许多法律工作者的思想和探索，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项制度会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