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道路客运安全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124号


　　《浙江省道路客运安全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4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1年4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柴松岳
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道路客运的安全管理,预防、减少交通事故,维护道路客运治安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道路客运安全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客运经营服务的运输公司、车站等企业、个体运输户(以下统称客运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和乘客应当遵守本办法。
　　城市大型公共汽车(电车)的客运安全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道路客运安全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有关部门整顿道路客运秩序,改善道路客运环境。
　　第四条　公安机关负责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和治安管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依照国家和本省的交通行业标准、规范和制度,对客运企业的生产安全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交通主管部门设置客运线路和站(点),应当合理规划,方便群众,考虑道路容量和交通安全因素,不妨碍道路畅通。
　　客运线路和站(点)在设置前,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征求公安等有关部门的意见。有关部门对客运线路和站(点)设置有异议的,交通主管部门应当与提出意见的部门协商;协商不成的,由同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交通、公安、工商、建设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配合,保障客运站(点)周围具备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第六条　对客运企业实行经营资质等级制度和质量信誉考核制度。根据客运企业的资质等级,确定其可以经营的客运线路种类。根据对客运企业质量信誉的考核结果,重新确认或调整该企业的经营资质等级及所经营的客运线路种类。
　　前款规定由交通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实施并负责监督检查。
　　第七条　客运企业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的领导,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制定有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措施,加强对驾驶员及其他有关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推行安全生产责任制。
　　客运企业应当加强对挂靠经营的单位或个人的安全监督,承担管理责任。
　　第八条　客运企业聘用、借用驾驶员,应当遵守国家和本省对营运客车驾驶员的条件规定。
　　高速客运班线的驾驶员必须有5年以上安全驾驶年资和10万公里以上安全行车记录;快速客运班线的驾驶员必须有3年以上安全驾驶年资和8万公里以上安全行车记录。
　　第九条　客运企业安排客运班次和驾驶员,应当保证驾驶员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对600公里以上的高速和快速客运班线,以及400公里以上的普通客运班线,应当配备2名以上驾驶员换班驾驶。
　　省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国家规定和本省交通发展情况,对前款规定的标准作相应调整。
　　第十条　客运车站应当建立和完善门检工作制度,配备合格的门检工作人员。
　　客运车站对出站车辆必须进行安全检查,发现车辆有机械事故隐患、人员超载等不安全因素的,应当制止其出站,待不安全因素消除后方得放行。
　　第十一条　凡达到国家汽车报废标准的客运车辆,应当按时办理报废、注销登记,并按规定予以解体,不得继续行驶。
　　第十二条　客运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协助公安机关维护客运治安秩序,在客运过程中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予以制止或者控制,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营运活动的安全管理和保护,依法建立、健全出租汽车出市区营运的治安管理制度。
　　第十四条　出租车驾驶座与乘客座之间应当安装安全隔离设施。公安机关和交通主管部门应当采取相应措施督促有关客运企业实施。
　　第十五条　禁止使用下列车辆从事道路客运经营业务:
　　(一)货运车;
　　(二)摩托车;
　　(三)拖拉机;
　　(四)残疾人专用车;
　　(五)农用车,但本办法施行前经主管部门批准的除外;
　　(六)拼装客车;
　　(七)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改装或者改型的客车;
　　(八)已达到报废标准的客车。
　　第十六条　在客运过程中,禁止一切个人、单位从事下列行为:
　　(一)携带、运载、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和各类违禁品;
　　(二)进行赌博、诈骗、敲诈勒索等违法活动;
　　(三)其他违反治安管理法律的行为。
　　第十七条　客运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营运车辆不得超速行驶;
　　(二)营运车辆上行李、物品应当按规定装载,不得超载;
　　(三)营运车辆不得超过核定的载人数载客;
　　(四)不得使用威胁手段或纠缠方法强行揽客。
　　第十八条　乘客及客运企业从业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在交通繁忙地点随意拦车;
　　(二)不得向车窗外抛掷物品;
　　(三)车辆行驶中,不得擅自开门或者跳车。
　　第十九条　客运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未适当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在整改期内,可以采取责令停车、停班、停线等措施,并可以根据质量信誉考核制度的规定,降低其经营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降级以上的行政处分。
　　第二十条　客运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滞留车辆、责令改正,并可以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客运车站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在门检工作中有失职行为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警告或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降级以上的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　已达到报废标准的客运车辆继续行驶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扣留号牌、行驶证和车辆,对车辆实施强制报废;对车辆所在的客运企业处5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2000元罚款。
　　符合延缓报废条件的车辆,不按规定接受检验并继续行驶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车主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吊扣6个月以下驾驶证;对第(六)至第(八)项所述车辆,还应当予以扣留,并实施强制解体。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法律处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处5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的,按超载人数每人处50元以下罚款,但罚款总额最高不得超过2000元;
　　(四)违反第(四)项规定的,处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行为人处5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因途中超载或者其他违法情形,客运车辆被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交通主管部门依法滞留或暂扣的,客运企业应当立即联系车辆疏运乘客;客运企业不具备疏运能力的,交通主管部门应当负责组织疏运。疏运费用及对乘客所造成损害的赔偿,由客运企业承担。
　　第二十八条　公安、交通等有关主管部门在客运安全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客运规定条件的单位、人员以及车辆,予以核发证照、确定资格以及其他行政许可的;
　　(二)不按照规定标准确认客运经营资质等级和核定客运质量信誉状况的;
　　(三)不履行管理和监督职责,造成后果的;
　　(四)侵犯客运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或乘客的合法权益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滥用职权行为。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的有关行为,按照国家及本省的有关道路运输法律、法规、规章,交通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事项,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1年4月1日起施行。


　　　　　　　　　　　　　美国公司法公司机会原则探析
　　　　　　　　　——以美国缅因州东北海岸高尔夫俱乐部诉哈里斯案为例

　　　　　　　　　　　　　杨川仪 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美国判例法/公司机会原则/信义义务/公司机会判定标准
　　内容提要: 公司机会原则是普通法国家公司法的重要学说之一，关于公司机会原则的概念问题，学术研究纷繁众多，版本各异。尽管“禁止公司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者掠夺公司机会”的禁令在美国公司法律中规定明晰，但是在争议中就如何适用该原则的标准却依然模糊不清。通过回顾美国法院和学界针对公司机会原则产生的相关判例和研究，聚焦美国公司法判定公司机会的若干标准，探析美国公司法公司机会原则的内涵。


美国公司法的基础之一是董事和高级管理者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从而保证股东利益和公司合理经营。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者被赋予经营公司的权利和做出重要商业判断，信义义务则通过法律来约束董事和高级管理者。勤勉义务关注的是做出商业决定的过程，而忠诚义务则是为了避免公司因为与董事或高级管理者产生利益冲突而影响公司经营。忠诚义务主要处理两种类型的利益冲突：掠夺公司机会和自我交易。当董事或高级管理者将本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据为己有并且从中获利时，掠夺公司机会的诉讼就产生了。美国法院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判定标准[1]，通过审查范围广阔的事实来决定特定的商业机会是否属于公司机会。特拉华州法院审查公司是否对于这个商业机会享有利益或者是有利益期望，并且该商业机会是否属于公司的商业经营范围。公司的财政状况也很重要因为若要认定一个商业机会是公司机会，公司必须有能力进行交易。另外一些法院除了考虑公司的经营能力和财政能力是否允许它使用这个交易机会外，还运用更为广阔的合理性标准来分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者是如何得到机会并且考量他们是否运用了公司资源。美国法学会采用的判断标准则主要集中于信义义务人是否像公司披露了该商业机会并且交由公司的董事会决定公司是否采用这个商业机会。如果公司决定不采用这个商业机会，那么董事或者高级管理者应该可以被允许使用它，因为此时已经不存在董事或者高级管理者违反对公司的信义义务了。

关于公司机会原则与董事和高级管理者对公司负有的忠诚义务的研究已经不胜枚举，对于美国法院和学界关于公司机会原则的介绍也大同小异，本文希望通过对1995年美国缅因州最高法院做出的东北海岸高尔夫俱乐部诉哈里斯案件的介绍，尽可能全面地总结和概括美国法院和学界关于公司机会的判断标准，以探究美国公司法中公司机会原则的丰富内涵。

一、案情简介

南希·哈里斯1971－1990年担任缅因州东北海岸高尔夫俱乐部总裁，该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主要由高尔夫球场作为资产的公司，俱乐部的重要政策和决策由董事会负责制定和通过。在哈里斯担任总裁时，董事会不时地曾讨论过将通过开发一些俱乐部的不动产来筹集资金的可能性，尽管哈里斯一直都支持这一具有尝试性的发展，但是董事会一直将这种类型的活动排除在外。1979年，罗伯特·森明斯比，吉尔平地产的经纪人（吉尔平地产由三块不连贯分布的位于俱乐部高尔夫球道附近的地块组成）接触哈里斯向其提供吉尔平的一块未使用且临近俱乐部停车场和俱乐部大厅的地块，该地块由俱乐部享有地役权以便从一个球洞到下一个球座，哈里斯立即同意买下这块吉尔平地产，以她自己的名义交付了4.5万美元。哈里斯在交易前并没有向俱乐部披露她买地的计划，她在8月份的年会上告知董事会她已经买下了这块地，并且她以自己的名义持有该地块以“保护”俱乐部的地役权。董事会对哈里斯的购买行为没有采取法律行动。罗伯特·森明斯比作证称，他接触哈里斯是因为哈里斯时任俱乐部总裁并且他相信俱乐部应该有兴趣购买该地块以免该地块开发给高尔夫俱乐部带来损失。哈里斯作证称，她在购买时并没有想要开发该地块，而且直到1988年她才初步形成开发该地块的构想。

1984年，在与东北海岸邮政局长打高尔夫的时候，哈里斯了解到一块由斯姆林吉家族的继承人所有的地块代售。这块斯姆林吉地块三面被高尔夫球场环绕，另一面紧挨一栋房产，无法通向大路。为了买下这一地块，哈里斯指导她的律师接近斯姆林吉家族的继承人，哈里斯称她告诉了许多董事会成员她想要以自己的名义买下斯姆林吉地块，并且在1985年8月的董事会上，哈里斯正式向董事会披露她已经买下了该地块[2]，并表示不打算开发该地块。同样的，董事会对哈里斯买地没有采取任何正式行动。哈里斯向10名斯姆林吉家族继承人买下了地块，共支付6万美元。到1990年，哈里斯又以27.5万美元买下了阻隔斯姆林吉地块进出大路的房产和建筑。1987年到1988年间，哈里斯将地产分为41个部分，14个在斯姆林吉地块，27个在吉尔平地块。显然，哈里斯计划将41个地产中不连续的部分转给孩子，然后留下其他的给自己。1991年，哈里斯和孩子们交换契约以将小地块重新整合成大地块。这时，俱乐部向哈里斯和她的孩子发起诉讼，其时大地块被分为11部分分别由哈里斯和孩子们占有，价值155万美元。1988年，哈里斯仍然是东北海岸高尔夫俱乐部的主席，她和孩子们开始寻求董事会的同意将吉尔平地产下方的布什伍德划分为五个部分，尽管俱乐部董事会得知了这一提议，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采取法律行动，然而，一个由一些董事组成的独立组织以哈里斯违反了当地地域规划条例为由来对抗这次地产分割。在哈里斯辞职后，俱乐部仍然未能成功地抗衡布什伍德的划分。哈里斯及其孩子们对于其他地产的发展计划虽然还不明晰，但是当地地域规划条例允许在现有划分的地产上建设最多11户房产。

在哈里斯开发布什伍德的计划变得明显时，俱乐部董事会针对高尔夫球场附近地产的发展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至少有两名董事表示他们相信哈里斯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维护俱乐部的利益，并且他们对于哈里斯开发布什伍德没有异议，剩下的股东则反对。

特别地，长期担任董事会成员之一的华盛顿律师约翰作证称，哈里斯在购买上述地产时表示不会开发它们，直到1990年一些董事会成员认为哈里斯的地产发展计划将带来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因此，约翰和其他两位董事会成员劝哈里斯辞去总裁职位，1991年4月，在董事会成员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后，董事会授权，对哈里斯提起违反信义义务和为公司争取最佳利益义务的诉讼，新的董事会认为布什伍德的开发违背了公司的最佳利益。俱乐部声称，哈里斯在担任总裁期间购买地产的行为违反了其对公司的信义义务，具体表现为未向公司披露地产购买的机会和分割地产以满足自身未来开发地产的计划。

审判法院在受理此案时判定，因为购买不动产并不属于高尔夫俱乐部的经营范围，所以哈里斯并没有掠夺公司机会，另外，公司当时也缺乏财政实力购买上述地产。法院肯定并强调了哈里斯的好意：哈里斯常年尽心尽力地为俱乐部服务，对俱乐部的发展做出了个人贡献，并且经常给俱乐部财务上的支持。法院认定，哈里斯的地产开发行为和公司的商业经营是协调一致的。

高尔夫俱乐部认为审判法院认定哈里斯在担任总裁期间购买并开发毗邻高尔夫球场地产的行为没有违反信义义务存在错误，提起上诉。由于上诉法院与审判法院在判定哈里斯的行为是否违反公司机会原则时运用的原则不同，上诉法院撤销了审判法院判决。

二、美国主流的公司机会判定标准

由此可见，美国法院对于公司机会的判定有着不同的标准，如何区分并适用这些标准将会影响法院对于同一案例的审判。对于什么样的商业机会属于公司机会，美国各州法院通过判例形成了各自的一套判定标准。

（一）“利益与期待”标准（interestandexpectancytest）

最早赢得司法广泛认可的界定标准是由阿拉斯加法院在1990年对Lagardev. Anniston Lime＆Stone Co.案件审理时确定下来的“利益与期待”标准。该标准的理论推导过程是：公司董事获取的财产具有推定信托的性质，公司机会也是一种具有信托性质的财产，如果公司在获取此种机会时对该种性质的机会享有利害或享有实体期待的话。也就是说，公司机会规则不应当被用来阻止公司董事购买任何可能对公司有用的财产，而仅仅用来阻止他们获得公司需要的或正在努力取得的或者他负有为公司取得义务的财产[3]。法院认为，管理层可以不将从第三方处获得的财产传达给公司，除非该财产属于“公司已存在的利益”或者“公司基于已存在的利益产生合理的期望”[4]。

（二）“经营范围”标准（lineinbusinesstest）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利益与期待”标准时常作为公司“经营范围”标准的补充条件在美国许多州适用，后者是被特拉华州最高法院采用的，在著名的Guthv.Loft，Inc案件中确立下来的最具影响力的判定标准：“如果向董事或高级管理者的提供一个商业机会，而董事或高级管理者所在的公司有资金能够把握，并且该机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包含在公司的经营范围内且公司能够实际从中获利，同时，公司对这个商业机会有利益或者是合理期望，那么董事或者高级管理者占有该机会将会造成他与公司的利益冲突，法律将会禁止他为私人利益获取该商业机会[5]。”该界定标准的实质问题是究竟商业机会是否“与公司目前进行的商业活动有密切联系…若公司的股东或高级管理者利用机会则会造成他们与公司形成竞争”[6]。

美国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认为：“一家公司从事某种机会，并且对提供给它的机会所包含的行为具有基本知识、实际经验和实施能力，就其财务状况来看，这种机会在逻辑上当然适合该公司经营，而且该机会与公司达到合理需求和扩展愿望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该机会属于公司的经营范围是适当的。”[7]概括来说，就是董事或高级管理者不得占有这样的商业机会：第一，公司有资金实力把握该机会；第二，这个商业机会属于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且把握该机会能给公司带来实际效益；第三，公司对于这个商业机会抱有兴趣或者对其有合理期待，而当董事或者高级管理者占有该机会会导致他与公司的利益冲突；第四，从公平性的角度来说，这个机会应当属于公司[8]。

（三）“公正性”标准（fairnesstest）

1948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在Durfeev.Dufee＆Canning，Inc.案件中采用了另一种判断标准，即美国学者白兰廷的“公平性”观点：“适用公司机会原则规制的真正前提是在特定情况下，作为公司信义义务人的董事将本该由公司获利的商业机会据为己有，谋取私利，这种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这就要求在适用公司机会原则时应当从伦理道德的标准出发，来判断董事的行为是否是公平、公正的[9]。”白兰廷列举了七项要素作为实施“公平性标准”的具体事实要素[10]：第一，该机会是否具有特殊的或独特的价值，或者说它是否为公司的业务发展所必需；第二，该机会是否基于公司高级职员这一职位所知悉的；第三，公司是否积极地追求这一机会，如果是，那么公司是否已经放弃了这一努力；第四，该高级管理者是否有明确的职责为公司获得这一机会；第五，为取得或开发这一机会他是否使用了公司的资金或设施；第六，他利用这一机会是否使得公司处于不利的地位，他是否有将此机会转售给公司的意图；第七，公司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财力及其他条件来利用这一机会。

（四）“两步分析法”标准（two－stepanalysistest）

1974年，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在审理Millerv.Miller案件时，选择将“经营范围”标准与“公正性”标准结合起来的“两步分析法”标准。“两步分析法”的运作机理是：首先根据业务范围标准确定某一商业机会是否是公司机会，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再进行第二步，判定被告是否违反了善意、忠诚及公平交易的义务[11]。

三、美国学界对公司机会判定标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