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发达,一些冤假错案不断被报道。对此,司法机关一方面要勇于“亡羊补牢”,及时纠错,让已经发现的冤假错案早日昭雪;另一方面,更应多些“未雨绸缪”,反思如何才能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我认为,严防冤假错案,关键环节有三:

　　一是要牢固确立证据裁判意识。在价值追求导向上,不要让过强的“正义感”蒙蔽了眼睛,从而“宁肯放纵一个犯罪分子,也绝不冤枉一个公民”。刑事诉讼的立法一直以来都有两个可能的逻辑起点:一个是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一个是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害人。依照第一个逻辑起点,为了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不被刑事司法机关恣意剥夺,在立法上应当明确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犯罪之前,必须保障其基本权利,否则,就个案上看侵害的是现实中的某一个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从长远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能是下一个主观归罪的受害者。如果按照第二个逻辑起点,则对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要体现从重从快的打击力度,因为唯有此才能防止其侵犯每个人的合法权益。

　　长期以来,民众对国家机器的信任和依赖度非常高,集体主义、从众心理比较普遍,个人主义、主体意识则非常欠缺。在此种背景下,我们对于犯罪嫌疑人都深恶痛绝,必先惩治而后快。主观定罪的思维模式取代“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裁判意识,将导致案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二是确立底线思维模式。所谓底线思维就是指人们以底线为导向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心态,它要求做最坏的打算,追求最好的结果。底线思维适用于各行各业,就法律职业来说,底线思维就是司法主体严守法律底线,严格依照法定职权、法定程序,开展司法活动,不突破法律框架。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常说“司法活动要追求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对于这句话,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其中有的人理解是,司法行为追求的是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如果没有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特别要求,司法行为追求的只是法律效果。在个案中,如果要强调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必要时可以甚至必须适当牺牲法律效果,乃至突破现有法律框架。

　　我认为,这种理解有点牵强附会,是对“三个效果”的曲解。追求“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和严守法律底线并不矛盾,追求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必须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这条底线不能突破。突破法律框架追求个案上的社会效果,虽然可能一时平息了个案,但最终导致的可能是以后相同类型案件很难再依法办理,而且很可能导致以前同类型案件当事人的不满意,引发涉法上访,必定导致办案人员和相关当事人、知情人对法律规则的蔑视。

　　十八大报告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可以肯定,突破法律底线不是在用法治思维思考问题,也不是在用法治方式处理问题。我们主张司法行为要追求“三个效果”有机统一,首先要保证基本法律效果的实现。

　　我们现在发现的很多冤假错案,并非在当时没有发现案件的疑点,而是在疑点发生以后,办案机关、办案人员认为案件的证据虽与法律的要求还存在差距,但在综合各方面因素后,还是选择了当时最能息事宁人的方式处理了事,也就是采取了追求变了味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法律人要严防冤假错案,提升司法公信力,首先必须要有一种底线思维意识,严守现行法律规定。

　　三、要让各种制度落到实处。每一部法律、每一项制度的生命和权威都在于实施。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智慧,也不缺少制度,就某项司法制度来说,也许我们还需要完善,但是总体而言,司法机关办案制度还是相对比较完善的。如果这些制度都能得到坚守,我相信很多冤假错案就不会发生。

　　作者系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案情]

　 2009年10月，受安徽省太和县财政局委托，个体工商户苗某经营的五金经销总汇成为太和县家电下乡补贴代垫直补销售网点。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被告人苗某从高某某（另案处理）处购买家电下乡产品标识卡71张，并利用家电下乡产品实行销售网点先行垫付补贴后由财政支付的便利条件，编造其已将所购标识卡的家电销售给农民的信息，骗取国家家电下乡补贴资金33730.45元。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苗某受国家机关委托管理国有财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国有资金33730.45元，其行为构成贪污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苗某在家电销售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利用家电下乡补贴政策，虚报冒领国家家电下乡补贴资金，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评析]

家电下乡是近年来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惠农强农，带动工业生产，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按规定补贴给农民之前属于国有财产。主要规定了以下五种操作方式：（一）农民申领、乡镇财政所审核并兑付方式；（二）农民申领、金融机构审核并兑付方式；（三）销售网点代办申领、乡镇财政所审核确认并兑付方式；（四）销售网点代办申领、金融机构审核确认并兑付方式；（五）销售网点代办申领并垫付方式。前四种方式均是由财政部门或金融机构进行审核、确认，并将补贴资金直接存入购买人账户，家电经销商较难骗取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即使有的家电经销商实施了虚报冒领的行为，实践当中也均按照诈骗罪定罪量刑，并没有引发太大的争议。

在本案中，太和县采取的代垫直补方式与财政部规定的第五种方式流程基本相同。即农民持身份证及户口簿到指定的销售网点购买家电下乡产品，补贴资金申领手续由销售网点代办，补贴资金由销售网点直接垫付；销售网点须当场审核农民身份相关证件，销售家电下乡产品后，当场为购买人开具发票，将相关信息录入计算机专门系统，审核后将农民相关证件当场退还农民；符合补贴条件的，直接将补贴资金垫付给购买人，并负责将产品标识卡原件以及发票、身份证、户口簿等证件复印整理，即时汇总填写家电下乡补贴资金结算表格，到指定的乡镇财政所办理结算手续；乡镇财政所收到销售网点结算材料后，应当场审核农民相关证件及购买资料，对农民身份进行核实，对销售网点垫付情况进行审核，在此基础上进行补贴资金结算；对不符合条件的，乡镇财政所不得结算，由此发生的损失由销售网点自行承担。上述流程在实践中产生的家电经销商违法套取国家补贴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家电经销商可以采用将未销售出的家电下乡产品标识卡取下，然后录入虚假农民信息；将城镇居民购买的家电下乡产品标识卡取下，然后录入虚假农民信息；反复录入农民信息；直接从市场购买家电下乡产品标识卡，然后录入虚假农民信息；直接录入城镇居民（非家电下乡补贴对象）身份信息等。

上述情形中，由于家电经销商有先期审核农民相关证件及垫付补贴资金的行为，疑似于公务行为，应定性为贪污？抑或诈骗？

贪污罪与诈骗罪在客观方面有一定的竞合，都可以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共财物。判定行为人构成诈骗罪还是贪污罪的关键取决于行为人的主体身份。本案中，苗某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要件，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具体理由如下：

1.苗某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首先，苗某作为个体家电经销商，显然不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

其次，苗某也不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特定条件下行使国家管理职能。此类人员从事公务并不是其本身所固有的职责引起的，而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是其特定职责的要求。二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所谓“依照法律”，是指此类人员从事公务活动必须具有法律依据。这可以体现为法律直接加以规定，也可以由法律、行政法规授权行使管理职权以及受国家机关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但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就不能认定为公务人员。之所以讲究“依照法律”这个特征，是为了防止这类主体的扩大化。

根据安徽省的相关规定，代垫直补方式中财政部门要与销售网点签订“网点代垫直补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委托书”，主要内容是授权销售网点代理审核并垫付家电下乡补贴资金，被授权的家电下乡指定销售网点要按照国家家电下乡相关文件要求，认真办理信息录入、补贴资金审核、补贴资金兑付等工作。但签订此委托书是否意味着财政部门将审核并兑付家电下乡补贴资金的行政管理职权委托给销售网点行使？笔者认为，不是。其一，家电经销商并没有以财政部门的名义实施审核、垫付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其二，家电经销商审核、垫付所产生的效果并不直接归属于财政部门，如果财政部门认为垫付不符合条件，那么垫付的资金将由销售网点自行承担，家电下乡补贴资金的最终审核权仍然在财政部门。其三，在代垫直补方式中，农民消费者领取补贴资金时还要和销售网点签订家电下乡补贴资金代垫直补申领委托书，主要内容是农民消费者已从销售网点先行领取到补贴资金，现委托销售网点代理其到财政部门办理家电下乡补贴资金的申报与领取。根据此委托书，家电经销商同时又接受农民的委托代办申领手续。这更说明财政部门并未将审核、兑付家电下乡补贴资金的行政管理职权委托给家电经销商行使。

2.苗某不属于受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

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是贪污罪所特有的一类犯罪主体，是根据刑法的特别规定而来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国有财产的保护。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是指因承包、租赁、临时聘用等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从修订刑法时一些人大代表提出的理由看，这里的“管理、经营”主要是指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经营行为，包括小型国有企业的租赁经营、承包经营等经济行为。当然，其他国有财产也可以成为委托管理、经营的对象。也就是说，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指承包经营国有企业、国有公司，租赁国有公司以及临时聘用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等人员。该条规定的受委托是有特定含义的。认定委托的前提是，委托人对委托事项以自身权限为依据，如果委托人对委托事项没有委托权限，则不能成立委托。根据现行规定，国家财政部门无权委托个体工商户管理国家专项财政资金。从网点代垫直补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委托书规定的内容看，是财政部门与家电经销商作为平等主体以民事合同的形式，约定家电经销商协助财政部门有效、便捷地发放家电下乡补贴资金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而非财政部门委托家电经销商管理国家家电下乡补贴专项资金。因此，家电经销商不是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人员。

3.苗某从事的不是公务活动

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会计、出纳人员等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活动，属于从事公务。那些不具备职权内容的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如售货员、售票员等所从事的工作，一般不认为是公务。

本案中，苗某的销售网点所进行的审核仅是形式上的审核，在财政部规定的第三、第四种方式中，销售网点也同样有审核相关材料的职责。这种审核更多地是起收集、汇总材料的作用，不具备职权内容，是一种单纯的劳务活动，不具有管理国有财产的性质。销售网点受财政部门委托进行形式审核并垫付补贴资金后，又取得了农民的委托代为向财政部门申领国家补贴资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简化流程、方便农民，充分发挥销售网点“中间人”的作用，纯粹是基于制度设计的需要，并不存在公务的委托等情况。苗某利用的也不是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劳务上的便利。

综上，苗某在家电销售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家电下乡补贴政策，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虚报冒领国家家电下乡补贴资金，数额较大，侵犯了国有财产的所有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第二审法院以诈骗罪追究苗某的刑事责任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