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层民事执行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 詹绪波 210046

摘要：执行是司法实践中重要的一环，执行难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基层民事执行难的原因着手，通过分析基层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找到一种能够妥善解决 基层民事执行难的方法。
关键词：基层① 民事 执行难


执行是诉讼的最后阶段，是生效法律文书得以实现的保证 ，是国家法律得以具体贯彻和执行的保障，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然而，法院执行难却一直困扰着司法界。2002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沈德咏主持召开“全国法院加强执行电视电话会议”，坦言法院执行工作“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尽管自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做出了统一部署，五年来，各级法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执行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②然而，时至今日，法院执行难依然存在。本文试图从基层法院执行现状着手，侧重从民事执行方面，对基层民事执行工作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飨读者。
为了便于展开讨论，不至于使述议显得过于空洞，在次试举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以便通过对事例的分析得出某些结论。
案例1：1985年55岁的赵琳璧借贷1万余元投资到陕西眉县营头乡政府开办的农具厂，一年之后，场子因无法继续开办，但他投入的钱却拿不回来。1988年他将农具厂承包人李某与 眉县营头乡政府告到法庭。1990年竟眉县法院一审判决，由李某偿还赵琳璧款17064。96元，眉县营头乡政府负连带责任。判决书生效后 赵琳璧多次催促， 因当时法院经济审理`执行未分离，到1994年5月，此案由执行庭正式立案，因李某无偿还能力，营头乡政府实际上是被执行人，尽管 赵琳璧多次到当地法院和乡政府催促，乡政府态度也很好，但案件无实质性进展。面对记者的镜头，赵琳璧 催泪发誓：“不兑现法律白条，死不瞑目”。
案例2001年10月27日，陕西风翔县农民石五龙之妻因琐事与邻居石某父子发生争执在撕打中受伤，治疗工花去5600余元，石五龙将此事起诉到法院。2002年3月8日 风翔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令石某父子共同赔偿4481余元，判决生效后，同年4月8日石五龙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交纳了有关费用，但法院派人去执行却没有结果。2002年6月24日，宝鸡市检察院对此案提出抗议，风翔县人民法院即对此案再审。2003年4月11日法院维持原判。在随后下乡执行中，因石某父子不在而无果。10月28日，百般无奈的石五龙在 风翔县县城公开拍卖“法律白条”并且承诺：“有谁能帮我讨回这笔钱，我原分一半给他”
上述两个案件都发生在基层，在法院执行过程中，法官也做出了努力，然而事件的结果却令人遗憾——即出现了所谓的执行难。那么基层民事执行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执行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民事判决执行难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根源于基层结构（这里的结构既包括组织结构，社会结构，也包括权力结构）的特殊性。我认为可以从执行主体（国家权力）和执行客体（基层群众）在基层的现状来分析。
（一） 首先讨论基层群众的现状
1、 基层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
基层，特别是农村，以血缘和地缘关系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家庭、邻里、街坊、包括村干部，总是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更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城市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产生的社会联系不同，基层社会最重要的纽带是血缘，相对于城市社会最主要的纽带----利益，似乎更为牢靠。在农村，彻底脱离或者基本脱离自己的家庭是难以理解的。而城市则不同，由于经济的发达、交通的便捷等，家族的概念几乎可以没有，甚或家庭内部的联系也不必非常紧密。于是，相对于城市，基层的群众（村民）更容易团结起来，也就是说基层更具有团结性。
同时，由于基层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素是血缘、 地缘，而血缘和地缘决定了这个社区的人很自然、也很容易会产生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基层是一个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的特性和易于团结的特点，构成了基层社会特殊的一面，而这种特殊性在一定意义上是落后的，而试图“控制” 基层社会的法律却带有浓厚的现代性。于是基层社会的落后性与试图“控制”它的意识形态的现代性便构成了一种矛盾。矛盾的双方在理论上说应该是先进的一面（法律）占主导地位，然而，由基层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再实践中常常表现出一种相反的趋势-------基层社会占居了主导地位。于是，执行难便成为一种正当现象了！ 本应该占统治地位的现代法律由于起自身某些方面与基层结构不和谐，导致起无法进入这个社区，自然也无法通过权力自身的运作取得独占地位。权利的错位导致在基层，执法人员扮演了非常尴尬的角色，而执行工作由于这种处境的尴尬自然的受到了影响，甚至是阻碍。
另一方面，由于基层的熟人社会性质和易于团结的特点，导致一些债权在现实执行中很难实现，。现实情况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往往有密切的关系，或乡邻，或街坊，或朋友，甚或亲戚。正如开头提到的两个案例。案例1中，赵琳璧与李某是生意合伙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朋友关系。而案例2中，石五龙是与邻居发生纠纷。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求执行者与执行对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尽管双方对簿公堂，但如果双方能够自觉履行法律义务的话，那么这种原有关系还有可能延续，至少不会反目成仇；另一方面，面对执行难，债权人只能通过法律手段来达到终极目的，而这种终极目的达到，必须付出割舍双方原有联系的代价。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基层的熟人社会性质，很容易是这种割舍双方联系的单纯行为进而扩展到割舍与很多人联系之地步。再加上基层社会的团结性，可能债权人会被这个社区（群体）所抛弃。这也是文中两个案例最终都发生转向的原因。赵琳璧将债务追讨转向了并不直接相关的乡政府，而作为外乡人（从陕西榆林迁到眉县）将债权试图移交给“第三者”。
（2）基层民众独特的文化结构和法律心理。
尽管现代化的浪潮已席卷了全国的每寸土地，与此相伴随得法律（司法）现代化以不是当年的“洪水猛兽”。在基层，我们看到了普通群众法律观念的一些可喜转变。比如：他会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构件一个自我保护体系，在同他人交往时会更多的强调某些法定仪式，等等。③然而，正如上段所言，传统的基层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其固有的特性，而与此想适应的基层民众的文化结构和法律心理依然具有其特殊性。
其一、时至今日，许多基层民众还是不愿打官司，发生的纠纷，他们更愿意以“礼治”的方式来解决通过村委会或是家族中有声望的长辈来调解。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中国乡土社会权力结构分为四种：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统治和时势权力。④在礼治占统治地位的基层，长老统治（即定教化）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至于横暴权力的实施，则是礼治无法实现解决纠纷时被迫采取的手段。因此在基层民众思想未得到彻底改造之前，法治的“入侵”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礼治的统治，从而易使民众打下法治无用的意识形态烙印。
其二、基层的现代法律心理并未确立。基层的许多民众依然认为打官司，或者被告上法庭充当被告是不光彩的事。因此，在礼治调节无效而诉诸法律之时，被告人的思维便粘贴了耻辱的标记。如果说在判决还未确定之前，被告人还可以选择是否履行应有的义务的话，那么在法庭判决其应履行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的情况下，按照被告人现有的法律逻辑，那便是毫无选择的余地------坚决不履行应尽的义务，或者至少是坚决不认真不履行应尽的义务。因为，被告人一方面要考虑“面子”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日后的生活问题，甚至是社会地位问题-----我赔给他钱是否会矮他一截？
其三、对国家权力的一种自然排斥，也是基层法律心理的一个要素。法在基层更多的被理解为一种刑罚，对法的畏惧导致对法的自然排斥。自然，民事执行也被排斥在这种“亲密社会”之外，这也可以理解，为何人们叫难以执行判决书为“法律白条”，可以将“法律白条”公开拍卖。
（二）国家
1、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孱弱。
从理论上来说，拥有暴力机关的国家应该远远大于基层（公民）的权力，作为个体的公民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抗衡。近年来，我们更多的是听说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损害。像超期羁押、收容遣送、包括乱打白条等。建国五十多年来，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领导体制，各级政府，包括司法机关的建设都一定程度的得到加强。一个“统一、精简、效能”的政府机构正在逐步确立。但理论与实践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当然这种偏差是合理的，否则理论与实践都无法长足发展），实践证明，在特定的空间、环境下，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力会发生惊人的蜕变。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权力（人民公社）退出基层，取而代之的是农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在农村日常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这种角色却不是代表国家，或者说是国家权力的延伸，他代表的是一种与基层密切相关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村民委员会还是党支部都是为村民服务的，而不是履行国家职能的（包括强制职能）。国家在基层权力的孱弱，这也可以解释案例2中，为何法院不传唤被执行人到庭，而两次亲自下乡，最终因被执行人逃避而无法顺利执行。同样案例1中，也出现了人民法院12年无法追回债权人应有的债权。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论述法院与基层的关系主要侧重与实践方面（权力碰撞），而在前面“基层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中论述法院与基层的关系主要侧重于从意识形态方面（法律试图控制基层）。两者有密切的关系，但不是等同的。
2、个别执行人员素质差，影响执行队伍整体形象。
从宏观上分析，基层执行难与国家权利的孱弱有直接关系。那么，从微观上分析，执行人员素质差，也是影响司法权威的原因。当前一些执行人员素质较低，工作作风差，官僚主义严重，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执行乱的情况。执行人员缺乏耐心教育，深入调查的作风。个别执行人员与债务人进行不正当接触，帮助债务人隐藏债务：个别执行法警野蛮执法，导致矛盾激化，执行更加难以解决。媒体津津乐道的炒作“野蛮执法Vs 暴力抗法”反映了近年来暴力抗法有上升的趋势。⑤
3、执行较强的行政化色彩。
再回到基层，除去上述几乎全国都有的现象，基层执法也有起自身特点。基层法院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即使是送法下乡，司法便民措施也是在行政权利的影响下做出的。“党中央的文件比法律条文有用”反映了这种现象⑥同时，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协助也加强了法院执行工作的行政化色彩。在基层普通民众的心中，法院执行局和工商、城管、甚至乡干部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是比这些部门的可敬畏性还低。因此，在长期以来形成的排斥行政权力的心理影响下，基层民众对行政权力的“同路人”------执行权力，做出本能的排斥。这也是为何许多执行法警去基层执行时，无人配合的原因之一。既然无人配合，执行结果便不言而喻了。
二、如何解决基层民事执行难？
对基层民事执行难原因的分析，使笔者产生了一个牢固的观念：正如适用于商业社会、陌生人社会的现代法律无法在基层有效运作：城市中一些解决执行难的方法在基层不一定有效。同样，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方法也会被打上“方法白条”的烙印。我非常赞同苏力先生对法治现代化中本土资源的看法，基层的问题还是应该回到基层来解决。
1． 加强普法宣传，妥善解决纠纷，在基层树立司法权威。
意识形态控制的力量无疑是强大。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思想领域的动态，这种情况表现在基层主要是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普法工作，十多年来，普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⑦在这里，笔者主要想讨论的是如何将普法工作落到实处，真正体现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普可行之法、可用之法。因为有时基层群众拿到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甚至是《知识产权保护法》！
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基层法院更应该发挥司法的效力，贯彻司法宗旨，探索在基层可行的司法形式，重在解决纠纷，妥善解决规则与实际之间的矛盾，为群众半实事，办好事，从而确立司法权威。只有真正树立司法权威，才能使自觉履行法律文书成为可能。这也是解决基层民事执行难的最理想状态，最好方法。
2、推行执行体制改革。执行工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执行的裁决权具有裁判权的性质，应该属于司法权；另一方面执行的实施权具有管理支配的特点，应该属于行政权。因此有必要对现有执行体制进行改革，即：设立一个独立于普通法院之外的执行局，专门负责执行工作，这个执行局仍由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在全国建立一个 垂直领导的执行体制，分设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总局，下设执行局、执行分局、执行支局。⑧这样在司法领域便存在两套系统：一套审判系统，由各级人民法院构成；一套执行系统，由各级执行机构构成。这种设置一方面有利于打破执行工作中受地方保护主义干扰较大的屏障，利于执行工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审判与执行之间的良性互动。
3、加强执行队伍建设，创造性的开展执行工作。
基层国家权力的孱弱是导致执行难的一个原因，因此在面对国家权力无法有效的控制基层权力，而且执行客体又并非出于正当理由影响执行时，加强执行队伍建设便显得必要了。
执行队伍建设一方面指执行力量的加强。按照中央1999年11号文件规定，要把执行人员的比例增加到法院总人数的15%；另一方面也指执行队伍素质建设。即：提高执法意识、业务素养、严格守法、认真执法。
在实际执行中，为了让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最大限度的得以实现和保障，一些法院从审判开始，在每个环节都注意尽量减少执行难度：实行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对给予金钱给付案件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一些法院还废除了执行费用预收制度，而且作好宣传教育工作，努力提高执行和解率。同时积极展开整治暴力抗法专项活动5年来，对拒不执行的17。3万人实施了司法拘留，判决了一批犯罪分子。⑨
也有学者提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执行方式，如把外出执行为主变成在法院内执行为主；把开庭执行变成执行的主要方式；把依靠有关部门配合执行变成执行的一种辅助方式。⑩
4、加强立法工作，为执行难的解决提供法律保障。据悉《民事强制执行法》将于近期提交全国人大讨论，这对民事执行难的解决是一件好事。
5、利用基层已有资源。基层的熟人社会性质一方面导致了外来力量难以进入，另一方面也为外来力量迅速控制这个社区提供了可能。相对与进入一个城市并且控制这个社区的速度，基层要快的多。因为只要控制了基层某个权力人物（村干部、或者当地有名望的长辈），那么外来力量可以很容易的控制这个社区。对于基层民事执行来说，会大大减少执行的难度。而且这种控制也是可能的，因为基层社区（村落）的权力人物也有扩张自己原有影响的欲望。他可以在公权力与基层个人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一方面扩大其在基层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与公权力再交换中取得更多的利益。如果从善良的一面考虑，充当公权力与基层个人之间中间人的角色，也有保护整个社区和谐的可能。这是由于“熟人社会”的性质使他无法对那些破坏秩序的人采取强制手段，而充当中间人引来国家权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确是更合理的选择。既然基层权力人物与国家权力有可协作性，那么合理的利用这种“本土资源”，对解决基层民事执行难也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基层：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各种组织中最低的一层，它跟群众的关系最近”可以看出这种解释主要是从组织结构中阐述的。而笔者认为的基层，主要是国家权力的末梢，是从权力理论来认识的。在以权力的层次来界定基层与上层的界限来说，基层与农村是相等的。所以，本文的基层主要指农村，尤其是不发达的农村。这种观点在苏力先生的《送法下乡》中也有体现。
②2003年2月21日，新浪网载：全国法院5年来共执行案件1176。79万件，比五年前上升75。93%，执行标的额11266亿元，增长了近5倍.如本文无特别声明，以上站点都于2003年10月20日至28日访问。
③参见苏力 《送法下乡》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235页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1998年1月7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客运出租汽车的行业管理，维护乘客和出租汽车经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本市客运交通事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经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车站业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
　　第三条　本市客运出租汽车事业应当贯彻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多家经营、公平竞争、稳步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　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主管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行政管理工作，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负责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具体管理工作。
　　第五条　经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守法经营、文明服务、合理收费。对做出显著成绩的，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经营管理
　　第六条　经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的企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本市规定的车辆和相应资金；
　　(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三)有符合规定的管理人员；
　　(四)有相应的经营管理制度。
　　第七条　经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的个体工商户，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本市常住户口；
　　(二)有符合规定的车辆和相应资金；
　　(三)有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认可的管理单位接收证明。
　　第八条　从事客运出租汽车服务的驾驶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本市常住户口；
　　(二)有本市公安机关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年限在两年以上；
　　(三)经客运出租汽车职业培训合格；
　　(四)遵守法律、法规。
　　被吊销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件的，三年内不得从事客运出租汽车服务。
　　第九条　开办客运出租汽车业务的，应当向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供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本市客运出租汽车发展规划，对申请者的条件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发给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第十条　经核准开办客运出租汽车业务的，凭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依法向有关部门办理工商登记、车辆登记、税务登记、治安许可登记、里程计价器检定和保险等手续。
　　按照前款规定办结有关手续的，由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发给客运出租汽车准运证和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件后，方准运营。
　　第十一条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和客运出租汽车准运证实行审验制度。
　　第十二条　客运出租汽车的经营者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歇业、停业的，应当缴存、缴销客运出租汽车牌照，并到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三条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项目变更或者车辆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四条　已经被有关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治安许可证的，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应当注销其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和客运出租汽车准运证。
　　第十五条　客运出租汽车可以实行区域性经营，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六条　未持有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和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核发的客运出租汽车准运证，不得从事客运出租汽车业务。
　　禁止涂改、伪造、租借、买卖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客运出租汽车准运证。
　　　　　　　　　　 第三章　服务管理
　　第十七条　经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的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客运出租汽车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二)制定服务标准、规程和从业人员守则以及车辆维修、安全行车、治安防范等规章制度；
　　(三)依法与从业人员或者承包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承包合同；
　　(四)调查处理乘客的投诉；
　　(五)不得将运营车辆交给无客运出租汽车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运营；
　　(六)对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的经营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受托的管理单位，应当遵守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
　　第十八条　客运出租汽车车辆，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车顶部固定安装有照明装置的出租汽车标志，照明装置启闭时间以路灯启闭时间为准；
　　(二)在车前门两侧应当喷印所属单位名称；
　　(三)在车内安装经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并贴有检定合格证的里程计价器，保持铅封的完整和里程计价器的准确有效；
　　(四)在车内明显位置放置客运出租汽车准运证；
　　(五)明示租价标签和计费办法；
　　(六)在车辆上做广告的，应当按照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指定的位置和方式设置；
　　(七)保持车辆整洁。
　　第十九条　经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规定报送运营统计表报，并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规定交纳管理费。
　　第二十条　经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和车站业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执行物价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租价标准和收费办法。
　　第二十一条　经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的，应当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客运出租专用发票，加盖经营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专用章，并按照规定填写和开具。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印刷、转让、买卖客运出租专用发票。
　　第二十二条　经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的，在遇有抢险、救援、外事和大型社会活动等特殊任务时，应当服从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的调度。
　　第二十三条　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服饰整洁，文明服务，遵守职业道德；
　　(二)遵守交通秩序，安全行车；
　　(三)明示驾驶资格证件；
　　(四)按里程计价器显示的金额收费；
　　(五)不准索要礼物和小费；
　　(六)不准将车辆交给无客运出租汽车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运营；
　　(七)遵守客运出租汽车车站秩序，服从现场管理人员调度；
　　(八)对老、弱、病、残和孕妇以及急需抢救的人员，优先供车。
　　第二十四条　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拒绝载客或者中途终止客运服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乘客携带违禁品和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的；
　　(二)醉酒者、精神病患者在无人监护下要求乘车的；
　　(三)乘客要求出市而不按规定随驾驶员进行登记的；
　　(四)乘客的要求有违反出租汽车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治安管理规定的。
　　第二十五条　经营性的客运出租汽车车站，应当向全行业开放，并采取措施维护运营秩序，接受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的行业管理。
　　第二十六条　乘客遇有不使用里程计价器或者不开具客运出租专用发票的，可以拒绝支付车费。
　　第二十七条　乘客发现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可以向经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的企业或者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投诉。
　　经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的企业受理乘客的投诉后，应当在十日内做出答复。乘客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向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投诉。
　　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在受理乘客投诉后，一个月内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可以在三个月内处理完毕。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不按规定办理审验手续的，由发证部门责令限期审验，拒不审验的，吊销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或者客运出租汽车准运证。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歇业、停业或者经营许可项目变更后不办理有关手续的，由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给于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擅自经营的，由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可按每辆车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二款规定的，由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证件和违法所得，并可按每证处以五千元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五)项规定，将车辆交给无客运出租汽车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运营的，由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客运出租汽车准运证。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之一的，由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
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补交；逾期不交纳管理费的，可处以应交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多收费的，由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将多收款额退还当事人；对直接责任人，多收款额一百元以下的，可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多收一百元以上的，可处二千元以下罚款；并可对其所在企业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经多次处罚仍不改正的，可以吊销客运出租汽车准运
证和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件。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税务机关可以委托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查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出租汽车准运证五日至三十日。对多次拒载乘客或者污辱殴打乘客，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客运出租汽车准运证和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件。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的车站不向全行业开放的，由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于警告，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逾期不答复的，由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在查处违反本条例的案件时，可以采取暂扣客运出租汽车准运证和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件以及暂扣车辆的措施，暂扣车辆不得超过三个月。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应当给予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二条　市公共客运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