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诉的选择性合并
　　　　　　　　　　　　　　　　　　　——从一起农村损害赔偿案件展开

　　当一个侵权事实可能符合数个法律规范，从而可能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而产生数个法律关系，继而有数个不同的请求权，面对这些竞合的请求权，被侵权人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被侵权人只能择一行使；但当单个侵权人的赔偿（履行）能力有限时，被侵权人可否进行选择性合并，即同时向所有的侵权人行使请求权？本文试从一起农村劳务损害赔偿案件出发，以民事诉讼合目的性转向为视角，谈谈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的前提下，将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还给原告，通过诉的选择性合并来解决请求权竞合问题的构想。

　　一、请求权竞合时面临选择的困境

　　当人们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就急需要得到弥补。法院和法官既要防止出现当事人诉求无法实现的现象，又要让当事人消弭矛盾，放下包袱，从纠纷的麻烦和负担中解脱，面向未来、重修旧好，构建和谐的行政、经济和社会关系。

　　案例 ：2010年7月，农民林某因自家林业生产需要，就与单某达成了一份口头协议，约定由单某负责请人砍伐杉木，砍下来的杉木每立方300元，按立方数由林某支付工资。在砍伐过程中，单某邀请了兰某等人一起上山做事，双方约定共同砍伐、利润均分。当月3日，单某、兰某等人乘坐朱某的出租车进山做事，说好了每人支付费用20元。在上山过程中，朱某的出租车与迎面而来的阳某的货车发生碰撞而不慎翻入山沟，导致兰某死亡。后来，交警认定，朱某与阳某在此次事故中应负同等责任。兰某家人在悲痛之余，将单某、林某、朱某、阳某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兰某死亡赔偿金等损失共计30.5万元。

　　面对兰某家属的起诉，立案庭在审查后，认为本案中至少有三个法律关系：林某是杉木砍伐作业的发包方与受益人，与单某达成了口头协议，与单某等人构成了劳务承揽法律关系；单某邀请兰某等人一起做工，单某与兰某构成了个人合伙法律关系；兰某是在乘坐朱某的出租车时死亡的，朱某与兰某构成了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交通事故是因朱某与阳某的驾驶不当引起的，双方负同等责任，阳某又与兰某构成了侵权法律关系。本来，兰某家属只能依据上述法律关系择一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兰某家属因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意识，在他们朴素的小农意识里，多一个被告承担，自己的损害将更能得到补偿，又因经济条件差请不起律师，就同时向这几个被告提出了请求赔偿。

　　对立案与否，立案庭法官没有找到相关的法律，但根据最高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 认为，因为上述法律关系不同，原告可以选择两者之中有利于自己的一种诉因提起诉讼，但当事人不得就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以不同的诉因分别或同时提起诉讼。因此，上述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同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原告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在法院判决之后，不论其是否获得赔偿，都不能再对其他的义务人提起赔偿请求。

　　在立案庭法官进行了法律释明之后，兰某家属选择了他们认为的雇主单某进行了起诉，要求单某作为雇主单独承担赔偿责任，而保留向发包方林某、出租车司机朱某和货车司机阳某索赔的权利。

　　案件移交给民事庭进行了审理，通过到实地进行了调查、发现：发包方林某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不足只好将自家的杉木砍伐承包出去，虽然经济上不宽裕，但在兰某出事后，主动赔偿了1万元。单某出面签订了杉木砍伐口头协议，然后与兰某一起去做事，整个砍伐过程都是由兰某指挥、施工。单某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雇主，从中并没有多受益。单某和兰某多次合作从事砍伐作业，相处关系较好。而朱某与阳某均是当地的农民，所驾驶的出租车与货车都是“黑车”，即没有参加年检、没有投保，每年的收入也仅仅能够维持生活。

　　一审法院认为，单某与兰某是合伙关系，兰某是在从事合伙事务中不幸遭遇车祸死亡的，因此，单某作为合伙人应当对兰某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故判决由单某承担35%的补偿责任。兰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兰某家属未明确表示放弃发包方林某、出租车司机朱某和货车司机阳某承担赔偿的权利，故漏列了当事人，于是裁定发回重审。对于雇员受到第三方伤害的赔偿问题，《侵权责任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虽然《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1条做出了规定，但对于受害人如何行使请求权，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理解。通常的做法是，受害人可以选择雇主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因为雇主的责任和第三人侵权行为在法律关系和性质上的不同，受害人享有两个的权利不同，雇主和第三人的过错归责原则也不相同，因此受害人应当分别请求，而不能同时请求。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法官的做法并没有错，但兰某死亡后，其家属在经济、精神上都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如果在经济上还得不到相应的补偿，情绪更加激动，本来自己起诉的是三个被告，是一审法院立案法官要求自己只能告一个被告的，于是对法院的抗拒心理更加严重。一方面没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兰某家属也必将与几位被告之间产生持续不断的纠纷。

　　依法立案和审理的结果，却是遭到了当事人的不满意，遭到了上级法院的发回重审。那么在重审阶段，能够允许兰某同时起诉林某、单某、朱某和阳某吗？如果同时起诉且受理的话，又如何来划分他们之间的法律责任？兰某家属受到的损害，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得到最好的弥补呢？

　　二、法律的规定与当事人的诉求中间有一堵墙

　　请求权竞合，却不得不进行选择，法官在当事人的迫切诉求与法律规定的矛盾之间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请求权竞合，是指一个自然事实或生活事实，符合多个法律构成要件，从而产生多个请求权，而这些请求权的目的只有一个。 尤其是当前一些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又因为经济原因聘请不了专业律师，也不可能要求每个农民都成为法律专家。请求权竞合，农民却不懂得怎么选择，更由于单一的选择可能会无法获得全部赔偿而不愿意选择。

　　在农村劳务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经常可以遇到像上述案例这样的情况，即被侵权人受到了伤害，侵权人之间可能分别存在着雇主责任（替代责任）与直接侵权责任，也可能存在着补偿责任与间接侵权责任 ，这些法律责任的法律性质不同，依法不能叠加而只能取其一；这些行为也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或共同危险行为，因而不能承担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如果侵权人既不能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又不能承担连带责任，那如何来划分赔偿责任？虽说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为了生活和生产需要也需要聘请或选任工人，但却不同于正规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其经济基础薄弱，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低，一旦出了事故，不但生活和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还要承担难以承受的赔偿责任。另外，农民也不具备鉴别所聘请或选任的人是否具备相关从业资质的能力，对工人的聘请或选任上存在随意性，且雇请的多数是熟人、邻居或亲友，更谈不上为所雇用的人购买工伤保险等。在山区，由于山高路远，特别是一些偏辟的地方，交通管理工作也没办法完全到位，一些农民自购了车辆从事客运或货运，这些车多数是已经报废或即将报废的二手车，没法进行年检、投保，所获得的收入却仅仅够维持生活。

　　如果被侵权人只能向某单一侵权人单独提起赔偿损失诉讼，将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赔偿；也不能因为赔偿而造成某个被告倾家荡产，而且这些农民都是世代相邻，“低头不见抬头见”，更不能因此而结下冤仇。受害人总是希望法院能对案件给一个明确的说法，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诉讼请求，然而，法律不可能为所有案件提供明确的答案，而常常提供多种可能性。况且，有些案件的裁判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被侵权人所受的损害和农民承受能力的薄弱之间的矛盾，严格依法判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冲突，超越法律突破法律的框架与法律的稳定性之间的平衡，通常让法官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学理上，我国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认为，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是原告在实体法上享有多少个请求权，有几个请求权，就有几个诉讼标的，而不考虑请求权竞合的情况。这样的话，每个案件中只能有一个诉讼标的，因此对不同的请求权不能合并审理。其缺陷主要是：“增加当事人讼累，增加法院的案件，减损民事诉讼之功能，使得一个案件可能有几个判决并存。” 而新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认为，应当把诉的声明和案件事实作为识别标准，如果诉的事实理由和诉的声明只有一个，不管在实体法上享有多少个请求权，诉讼标的也只有一个。就给付之诉而言，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和实体法上不同的请求权，主张同一给付目的，应属于同一诉讼标的。 这样，如果在一个案件中，不论请求权的多少，只要是同一个给付目的，就可以围绕不同的请求权合并审理。

　　在立法中，《合同法》第122条对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时，做出了规定，当事人只能择一行使。这一模式被学者称为“选择消灭”模式，即不论当事人选择哪种救济方式，另外一条救济的途径将大门紧掩。 尽管相关法律没有明确地规定，对类似请求权竞合时可以类推使用，但实际操作和学术界都普遍认同了这一规定。然而，《合同法》的这一规定，却并不是尽善尽美的。

　　首先，根据这一规定，受损害方只能在基于违约的请求权和基于侵权的请求权之中择其一行使，不能同时主张，也不能先后主张，更不能分别主张。这是建立在原告具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知识、所主张的对象履行能力非常强大的基础上，原告只要通过一次选择和一次诉讼之后，其请求权就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当然就无须再主张其他的请求权。

　　其次，《合同法》毕竟只是一部部门法，对发生范围及其广泛的请求权竞合难以进行恰当的规范和处理。 从实体法上强行作出择一性选择固然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这种方法却是以牺牲当事人权利保护为代价的，同时也与诉讼中的诸多审判的基本原则相悖。

　　再次，这一规定也违反了“你给我事实，我给你法律”的法官知法原则。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并不受制于当事人的法律观点，当事人尤其是农民不可能是法律专家，提起诉讼的都是生活事实，而非经过法律评价的要件事实，法官必须就这些生活事实审查所有可能适用的法律规范，识别可以适用的法律构成要件，最后得出对应的法律效果。

　　法律的规定与当事人的诉求中间好比有一堵墙，它决定着哪扇门开与否，只是位置不同而已。“法律的目的是调停，经常是减弱冲突，即使有加重冲突的话也很少。大多数制定法都代表了妥协，而且多数法律冲突都是在法庭外和解的，法官在他们的判决时努力减少而不是增加社会压力。” 为了实现法律的目的，法官不得不在法律与现实的冲突之间寻找一种妥协。

　　三、以选择性合并作为请求权竞合的解决方法

　　民事诉讼各项具体制度的构造与运作，都要在民事诉讼目的的统领下展开。请求权竞合问题的解决也不例外。现代民事诉讼中充满了各种诉讼价值观的冲突，在各种冲突的价值观念中找到平衡点，兼顾当事人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选择权，从而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 由过去的单纯维护社会秩序向追求当事人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两种价值进行转向，既反映了我国在观念上从义务型社会向权利型社会的转变，反映了从一味强调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漠视公民个人利益到逐步承认与尊重公民个人利益的转变，反映了从重实体轻程序向不仅重视当事人实体利益，同时也重视当事人程序利益的立法与司法观念的转变。

　　在民事诉讼目的转向的大前提下，“定纷止争、案结事了”成了民事审判最高的追求目标。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权利，恢复秩序，解决纷争。然而，立法总是滞后，更让法官在当事人的诉求和法律规定的冲突之间左右为难，在冲突中寻找一种恰当的方式，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化解民事纠纷，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诉讼效率；做到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又满足当事人的诉求，是摆在人民法院面前的一道永恒的课题。尽管通过完善立法，加强司法，但民事审判的决断却永远充满了矛盾性。 这是因为，立法具有妥协性、语言表达具有局限性、社会发展具有动态性，诸如此类的原因使一些法律规范晦暗不明、模棱两可、词不达意或者留下许多空白。 而现实生活与法律规定或立法的初衷总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民事审判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在裁判中，既要保持稳健又要发挥能动性，既要维护稳定性又要坚持与时俱进，这种矛盾将伴随着司法的进程。出于法律存在漏洞或法律的原则性、滞后性，法官又必须对案件做出裁判，因此，不得不启动利益衡量。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1994年1月10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02年3月28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陕西省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快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科技工业园（以下简称开发区），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开发区，是指经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划定的地域内，实行国家或者省人民政府规定的特殊政策的经济区域。
第四条　开发区设立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是设立开发区的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开发区行使管理职权。
第五条　开发区采用多种形式，引进资金，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举办先进技术企业、产品出口企业和与科技开发相关的第三产业。
开发区不得举办技术落后、污染环境和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企业。
第六条　开发区建设应当符合城市、工矿区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第七条　开发区应当建立和完善投资服务体系，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第八条　开发区的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有权依法成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投资者在开发区内的投资、财产、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
　　 第二章　行政管理
第十条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法律、法规在开发区的实施；
（二）编制开发区建设总体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和发布开发区的管理规定；
（四）领导和协调有关部门设在开发区的派出机构或者分支机构的工作；
（五）审查或者批准在开发区的投资项目；
（六）负责开发区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七）管理开发区的涉外事务和进出口业务；
（八）对开发区的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协调和服务；
（九）设立开发区的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一条　有关部门在开发区设立派出机构或者分支机构，须经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报设立开发区的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开发区内的民政、公安、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方面社会管理的职责范围，由设立开发区的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章　投资经营
第十三条　鼓励国外、国内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开发区内投资举办企业，或者采取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进行其他投资经营。
第十四条　在开发区举办企业，投资者应向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举办企业应按规定的期限投入资本、动工建设。不能按期投入资本、动工建设的，应当提前申请批准延期；未经批准延期的，注销土地使用证和营业执照。
第十六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应当设立完整的会计账簿并按规定报送会计报表和企业年检报告，接受财政、税务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
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股份制的国内企业的年度会计报表，应经在中国注册的会计师验证并出具证明。
第十七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有权自行确定机构设置、员工编制、工资和奖励制度，自行聘用、录用或者辞退员工。
第十八条　开发区的企业歇业或者停业，应提前向开发区有关部门申报理由，按规定办理手续。
第十九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破产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办法。
　 第四章　技术引进和开发
第二十条　鼓励国外、国内的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开发区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技术开发、技术入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发展先进技术或者高新技术。
第二十一条　开发区重点引进和开发下列先进技术或者高新技术：
（一）与发展新兴产业或新产品有关的；
（二）对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有明显促进作用的；
（三）其产品能外销或者替代进口的；
（四）生产工艺和制造技术属国际先进或者国内急需的；
（五）有利于技术或者产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
属于高新技术的必须报经科技主管部门认定。
第二十二条　投资者以技术作价入股举办企业的，其技术股本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不得超过20％；经有关部门确认的高新技术作价入股举办企业的，其技术股本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不得超过35％。
当事人对技术股本所占企业注册资本比例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以国有资产出资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开发区可设立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先进技术或者高新技术的引进、开发。
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的筹集和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章　优惠待遇
第二十四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分别享受下列税收和其他优惠：
（一）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待遇；
（二）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国家和本省规定的鼓励高新技术发展的优惠待遇；
（三）国家和本省给予开发区的其他优惠待遇。
第二十五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生产、经营所需水、电，应纳入计划，优先保证供应。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适用于外国企业在开发区的常驻代表机构和香港、澳门、台湾的投资者或者华侨在开发区投资举办的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