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部 苏联商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商业部关于建立换货贸易关系的协议


（签订日期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０日）
　　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商业部的邀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张世尧同志率领的中国商业部代表团于一九八八年六月四日至十一日对苏联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对苏联商业部代表团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访问中国的一次回访。访问期间，中国商业部代表团受到了苏联商业部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在苏期间，中国商业部代表团还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地，参观了商业网点、工厂等设施，都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欢迎和接待。
　　中国商业部代表团在苏期间，与苏联商业部代表团就建立两国商业部之间换货贸易关系和一九八八年双方换货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是在求实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经过会谈，双方同意正式建立换货贸易关系，并一致认为发展两国商业部之间的换货贸易，有助于扩大两国市场商品品种和两国商业部门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此，双方商定：
　　１．中苏两国商业部之间的换货贸易，应在不影响两国政府贸易协议的前提下，在平等互利、需要与可能和年度换货平衡的基础上进行。
　　２．换货业务将依据中国商业部和苏联商业部每年签署的换货协议办理。
　　３．中苏两国商业部年度换货协议，由各自指定的外贸公司负责实施。中方为中国商业对外贸易公司，苏方为全苏工业品贸易进口公司。
　　４．商品价格，凡当前中苏两国政府协定贸易中有的进出口商品，即按政府贸易价格；政府贸易中没有的商品价格，由双方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协商确定。
　　５．为进行换货业务，双方应在各自的国家银行开立专门帐户，以瑞士法郎为清算单位。
　　６．一九八八年，中苏两国商业部之间换货贸易总额为５００万瑞士法郎，其中：进口为２５０万瑞士法郎、出口为２５０万瑞士法郎。具体货单见本协议附条一、二。
　　７．本协议不受已谈定的贸易额限制。双方将寻找扩大换货品种和增加贸易额的可能性。
　　８．在本协议签署后，双方的贸易公司应在两个月内根据本协议所附货单签订具体品种的合同。为此，双方应迅速提供换货品种的具体资料和样品，以利于尽快签订合同。
　　９．一九八八年第四季度在北京举行一九八九年度换货谈判。
　　本协议用中、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本协议于一九八八年六月十日在莫斯科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商业部
　　　　　副部长　　　　　　　　　　　　　　　　　副部长
　　　　　张世尧　　　　　　　　　　　　　　　　沙鲁哈诺夫
　　　　　（签字）　　　　　　　　　　　　　　　　（签字）
浅析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

郭辉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代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有很大发展，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并空前活跃，对我国整个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同时，不仅我国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暂新课题。
　　但在此，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本文所有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正是基于该定义展开的。
　　从金融诈骗犯罪的具体概念来看，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人认为：“通俗地讲，金融诈骗犯罪即指为了骗取财产或银行信用而恶意利用来自被害人自身的弱点，使金融机构或开户单位、个人陷于错误认识，自动向骗犯交付财产或提供银行信用的行为。”[1]另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是指以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或者信用为目的，采取虚构实是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只是金融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2]还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产或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我们认为，上述诸种定义都未能完全揭示金融诈骗犯罪的本质，其中第一种观点的表述过于学理化，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不具可操作性；第二种观点似乎执强调了金融诈骗对金融秩序的侵害，而忽视了金融诈骗侵害的其它客体如私人财产等，这就人为地缩小了金融诈骗的定义范围；而第三种观点虽然很好地弥补了上述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但是，单纯以列举的方式来讨论金融诈骗的概念，注定是要挂一漏万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决不仅仅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要准确界定这一概念，首先应当立足于金融诈骗区别与其它任何罪的本质特征即“诈骗”，同时又必须看到金融诈骗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其有别于一般诈骗罪的特征即发生的领域在且仅在“金融领域”，最后我们须对所有形形色色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和途径作一个科学而准确的概括，既不能陷于因过分抽象而失去可操作性，更不能为强调可操作性而使对诈骗的认定范围失之过窄。
　　因此，我们认为，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
同时，金融诈骗犯罪相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它仅仅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主要是由金融犯罪构成的。从两者的区别来看，金融犯罪不应包括一般的财产型犯罪、公职侵占型犯罪、公职挪用型犯罪、公职贿赂型犯罪、危害自然资源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破坏型经济犯罪、过失型经济犯罪等。因为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并不属于金融领域内犯罪，二者的犯罪主体、犯罪的直接目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及犯罪的情节与法律后果均不同。当然， 这里论及的财产犯罪是狭义的，一般是指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所规定的财产犯罪。
　　我国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始于一九七九年刑法，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对金融犯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危害十分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只能依据诈骗罪定罪处罚。随着金融诈骗案件的多发，司法实践表明，仅凭一个笼统的、泛泛的“诈骗罪”，已很难有效的制裁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第八届全国人大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旨在惩治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用较大篇幅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问题，明确列举出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即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和保险诈骗，并且将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1997年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其中增加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两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
　　但是，试图仅仅依靠刑罚来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显然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可能的情况并且被现实生活所一再证明的是重刑之下，金融诈骗犯罪不仅没有丝毫减少，相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诈骗犯罪在逃避刑罚制裁的进程中不断摸索、前进，并不断通过林林种种的更为隐蔽的手法继续犯罪，可以说，金融诈骗犯罪正是在刑罚的制裁与反制裁中成熟壮大起来的。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手段来看，不论何种法律，都是凭借权威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或曰手段总括来说，无非有且仅有两种，即事前调整与事后调整。事前调整就是塑造社会关系为法律关系，使其遵循立法者意志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秩序，如法律对主体、客体内容的限定与规范。但是，这种理想秩序并不排除被破坏的可能，而事后调整是通过适用法律责任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恢复圆满状态的一种补救方式，如适用刑罚。对于此二种调整手段，究竟该以何种手段为主，向有争议，但是，由于事后调整的外在客观性较之事前调整要来得显著，即社会对于法律责任的认知程度较高，这就在事实上似乎确立了事后调整的主导地位。但是，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理想秩序的建构究竟是否真的仅仅依靠法律责任的实现就可以完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理想秩序的塑造与建构，更多的是需要运用事前而非事后调整的手段对之加以规制与防范。


北安市人民法院 郭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