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

王一怀
（广东惠州学院政治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电子信箱：yihwang@163.net）


摘要：加拿大的陪审制度属于英美式的陪审团制。为更好地实现审判公正的目标，加拿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始重视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审前偏见”被分为“利害偏见”、“特定偏见”、“一般偏见”和“顺应性偏见”等四种类型，并有“司法指导”、“绝对回避”、“有因回避”、“改变审判地点”和“法官独立审判”等救济方法。加拿大的经验对于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健词：加拿大法律，陪审制度，审前偏见，司法救济

一、引言

加拿大的法律制度起源于英国，并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开始实行英国的普通法，其中就包括陪审制度。1892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了《刑法典》，规定严重犯罪实行陪审审判。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法案》的第一部分《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下简称《宪章》），特别规定了陪审权利：“除了依据军事法律应由军事法庭审判的案件以外，任何犯有应处五年监禁或更严重处罚的罪行的人，有权得到陪审审判。〔1〕”虽然《宪章》规定了陪审权，但陪审制度的具体规定主要体现于现行的加拿大《刑法典》以及判例法中。
加拿大的陪审制度属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在许多重要方面吸收了英国和美国陪审制度的内容。但加拿大陪审制度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强调审判公正的价值，对“审前偏见（pretrial prejudice）”产生的各种因素实行控制；而且，相比于美国，对陪审团施加了更大的限制。这是因为，虽然加拿大在法律上假定陪审员会信守誓言，而且也规定了一些防止或减少大众媒体对陪审员“污染（tainted）”的措施，但司法实践仍然表明，被召集担任陪审员的外行人中间，有一些人在决定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方面，受到偏见的影响，不能做到公正。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是法律规定的预防措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二是还存在着受大众媒体影响这一因素以外的其它潜在偏见。有鉴于此，加拿大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重视和强调对“审前偏见”的法律救济。

二、 “审前偏见”的分类

加拿大制定法对于“审前偏见”并没有作出规定。但判例法规定了对偏见的各种定义，其中最为普遍的是：“不能在女王与被告之间保持中立（being indifferent between the Queen and the accused）”〔2〕。在著名的R. v. Parks一案中，渥太华上诉法院的解释是：“偏见既有态度的也有行为的构成因素。它是指一个人具有特定的、事先形成的成见，并让这些成见影响其作出的裁决，尽管已存在防止依赖偏见的审判保障程序。一位带有偏见的陪审员，是指受偏见左右、并依据该偏见岐视诉讼一方当事人的人。〔3〕”理论上一般将偏见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4〕：
（一）“利害偏见（interest prejudice）”。有时也称“明示（manifest）”或“显而易见（obvious）” 的偏见。它是指陪审员对审判的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者陪审员的到庭被一方当事人认为会产生不公正的后果。因此，如果陪审员与被告、被害人或证人之间有直接的家族、社会或经济关系，或受到审判结果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则构成“利害偏见”。有利害关系的偏见可以根据陪审员与审判的关系来推断确定，而不必对该陪审员的态度进行具体的评价。
（二）“特定偏见（specific prejudice）”。当陪审员对于审理中的具体案件的态度或信念，有可能妨碍他以公正的态度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决时，即属于“特定偏见”。这种态度或信念源自于他本人对案件的了解、大众媒体的宣传，或者社区成员之间对案件的非正式讨论或谣传。
（三）“一般偏见”或“普通偏见”（generic or general prejudice）。这种偏见是指：由于陪审员对被告、受害人/原告或犯罪行为本身，事先存在一定的信念或固定看法，而对案件或案件参与人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态度或信念，这种态度或信念有可能使案件得到不公正的裁决。与“特定偏见”不同，陪审员对案件或案件参与人的特定身份的了解是非实质性的；陪审员对当事人或犯罪本身特点的看法，导致其将案件归入一种具体类型之中，从而使陪审员有可能在确定有罪方面减轻控诉方的举证责任，或用带有偏见的方式来评价证据。种族或民族偏见是一般偏见中最为古老的、广受人知的形式之一。这种偏见是依据一个人的群体成员的身份来对其作出判断的，而不是依照所审理的案件中的证据所证明出来的具体事实。有研究结果表明，以儿童性侵害为由的指控，往往使一些人作出被告很可能是有罪的推断。一般偏见并不仅仅是痛恨犯罪本身，而是无能力依据审判证据来公正地决定是否有罪。
（四）“顺从性偏见（conformity prejudice）”。当陪审员认为某一特定案件的结果与某社区之间存在强烈的利益关系，而陪审员受此认识的影响，依该社区的情感而不是依照个人对案件证据的公正评价来作出裁决，即属于“顺从性偏见”。
在普通法国家的陪审制度中，一般都承认“利害偏见”、“特定偏见”和“顺从性偏见”，但只有少数将“一般偏见”列为偏见的一种形式〔5〕。在中世纪末期，英格兰法律承认“一般偏见”，其陪审法规定了一种涉及外国人刑事案件的陪审团（de medietate linguae），由六名与犯罪人相同国籍的外国人和六名英国人组成。美国的判例法和实践承认种族和其它的一般偏见。加拿大最高法院在R. v. Williams一案中就认可了以上所有四种偏见，但没有对一般偏见的界限与范围作出确定〔6〕。

三、“审前偏见”的救济

加拿大《刑法典》和判例法对于上述各种“审前偏见”规定了一些程序救济方法。除了“中止诉讼程序〔7〕”的方式之外，还有“司法指导”、“绝对回避”、“有因回避”、“改变审判地点”，以及“法官独立审理”等。
（一）“司法指导（judicial instruction）”。在英美法的陪审制度中，由法官对由外行人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司法指导，是陪审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加拿大法院对于在案件审理中，由法官对陪审员进行公平、公正的司法指导的重要性，一直抱有强烈的信念。这种信念在R. v. Gorbett一案表现得更为强烈。该案件涉及到对被告先前的有罪认定可否作为证据引用的问题。法官拒绝接受陪审员已受到犯罪记录影响的调查结果，坚称：由审判法官对陪审员进行严格的司法指导，能够使陪审员依照法律履行职责〔8〕。
（二）“绝对回避（peremptory challenges）”和“靠边站（stand-asides）”程序。绝对回避是普通法的传统，至今仍然是加拿大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9〕。绝对回避是当事人可以不提出任何理由，要求一定人数的陪审员回避的一项程序权利。在涉及叛国罪或谋杀罪的案件中，控诉方和被告方均有权二十次要求陪审员绝对回避，而在被告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案件中，双方各有十二次，其它案件为每方有四次。绝对回避向被告提供了一种审判公平的感觉，使其能够将个人感觉不佳的陪审员予以排除，而不论其对该陪审员的印象背后的原因为何。此外，在一些情况下，当事人如果对陪审员的公正存有怀疑，而没有充分的理由提出有因回避，绝对回避的机制就可以弥补这种缺陷。
一九九二年以前，加拿大的控诉机关有权不申明理由要求多达四十八名的陪审员“靠边站” 。这种“靠边站”程序来自英国的1892年刑法典。起初，靠边站的人数是不受限制的，但一九一七年时，将人数限制为四十八人。加拿大“靠边站”程序的原理与英国相同，即允许控诉方排除其认为不合适的或对控诉方有敌意的陪审员。但在一九九二年的R. v. Bain一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靠边站”程序违反了《宪章》，因为“一个具有理性的人会认为这一程序赋予控诉方以优越于被告方的不公平地位”〔10〕。最后，议会修改了《刑法典》，废除了“靠边站”程序，但同时规定控诉方有与被告相同的要求陪审员绝对回避的权利。
（三）“有因回避（challenges for cause）”。加拿大法官无权以存有偏见为理由解除陪审员的职责。如果法官在公开的庭审中裁定，陪审员在待审的案件中有个人利益，与案件的法官或任何一方当事人或证人有个人关系，或个人生活困苦或有残疾，可以免除其职责〔11〕。但《刑法典》规定，对于以公正为由的要求陪审员“有因回避”的，应由两名外行人担任测验者（trier）来决定，其程序是：随机选取两名外行人（候选陪审员）组成小陪审团，由其对被要求回避的陪审员是否公正作出裁决。当一位公正的陪审员被选出后，该陪审员就成为下一位陪审员的测试者，新选出的陪审员接着便替代原来的测试者，一直至十二位陪审员全部选出〔12〕。
法官在是否同意回避以及决定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方面起关健作用。由于法律假定陪审员是公正的，因此排除这一假定的举证责任便落在请求回避的当事人身上。实践中，这一举证责任几乎总是由被告方承担。但证明标准较低，即：只需要证明“事实的外观(air of reality)”或“现实的可能（realistic potential）”〔13〕。提出的证据可以是报纸上的文章、了解社区情况的人所作的证词，以及社会科学家发表的专家意见，有时候还可以是为了案件的目的而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
法官有责任对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的形式进行严格的控制。在R. v. Hubbert一案中，法官特别强调指出，“有因回避的目的，并不是为查明被召集到庭的陪审员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如他的人格、信仰、成见，喜好等。〔14〕”典型的做法是，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有数量的限制，一般为一至二个问题，而且要求只作出“是”或“不是”的回答。提问的问题要事先用书面写出来并交由法官批准。问题必须直接针对陪审员的心理状态提出，并由要求回避的一方当事人的律师进行提问。例如，陪审员可能会被问到：
“正如法官将会告诉你的，在决定公诉人对被告的指控是否得到事实支持时，陪审员必须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对证人的证据作出判断：
（1）你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判断证据的能力，是否会由于本案涉及到可卡因和其它毒品犯罪而受到影响？
（2）你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判断本案证据的能力，是否会由于本案被告是一名牙买加移民而死者是一位白人而受到影响？〔15〕”
一般情况下，法官不允许对陪审员答案背后的推理作进一步的探究。测试者根据陪审员作出的“是”或“不是”答案来确定陪审员能否公平和公正。
如果案件涉及审前宣传，法官可以允许提出额外的问题。如在R. v. Lesso一案中，法官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与他人讨论过这个案件吗？如果答案是‘是’，你对于被告有罪或无罪的问题发表过意见吗？如果答案为‘不是’，你对被告有罪或无罪有了观点吗？如有，你的观点是什么？〔16〕”
在加拿大，有因回避的争论主要是涉及“一般偏见”。自上世纪七十年来以来，有些地方的法官已经认识到种族偏见的存在并允许就此提出有因回避。在R. v. Parks一案中，渥太华上诉法院就认为，涉及毒品交易、犯有二级谋杀罪的黑人被告应该有权以陪审员不公正为理由申请其回避，而不必证明存在实际的偏见〔17〕。但在涉及加拿大土著人（印第安人）抢劫案的R. v. Williams一案中，法院驳回被告的申请，认为尽管广泛存在着对土著居民的偏见，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偏见与本案陪审员公正地裁决的能力之间存在联系，而且，陪审员在法官的适当指导下可以做到公正〔18〕。
（四）“改变审判地点（changes of venue）”。普通法的基本规则是审判应在犯罪的发生地进行，加拿大至今仍遵循这一原则。但加拿大《刑法典》规定，如果为了实现司法目的的便利，被告或控诉方可以申请改变审判地点〔19〕。这一条规定是为了便利于当事人或其它事项，包括社区中的主要人群受到偏见的“污染”、公正审判无法进行的情况。其标准是，有情况表明存在“不公正或成见的合理可能性”〔20〕。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改变审判地点是一种比有因回避更为严格的而且也是最后的救济方法。
改变审判地点申请人的举证责任本质上与有因回避相类似，可以是书面证据，口头证据，或专家证言。在一些案件中，专家证言的根据是在相关社区或可比性的社区里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
（五）“法官独立审判（trial by jury alone）”。根据加拿大《刑法典》规定，某些犯罪（如谋杀）的被告必须由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判。但《刑法典》也规定，如果被告方和控诉方一致同意，也可以改为由法官独立审判〔21〕。在R. v. McGregor一案中，被告被控在渥太华议会大厦附近的街上谋杀其妻，而谋杀行为刚好发生在蒙特利尔市一宗集体杀害数名女大学生的凶杀案一周年的时候。新闻媒体对此作了大量报道并将其与“蒙特利尔屠杀案”联系起来。被告方辨称无罪，并希望由法官独立审判。控诉方不同意，认为改变审判地点才是合适的救济方法。被告提供了两位专家的调查数据，表明社区中不但存在极大的偏见，而且还有实质性的一般和特定证据，证明无法公正对待被告。根据加拿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应给予法律上的救济。因此，法院批准由法官独立审理该案〔22〕。

四、结论

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是加拿大陪审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首先，它是与加拿大的陪审制度所追求的价值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加拿大的陪审制度是英美式的陪审团制。但有加拿大学者指出，“加拿大法官己经常常表示出拒绝美国式的做法，而且在最近的过去里，倾向于主要地从英国的判例法中寻求指导。〔23〕”而一般认为，美国的陪审制度，新闻自由的价值优先于审判公正的价值；英国的陪审制度，审判公正价值优先于新闻自由的价值〔24〕。因此，加拿大这种做法可以认为是对陪审制度中的审判公正价值的追求和侧重。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辛普森案（Simpson case）”，预审和整个审判过程由电视转播，审判期间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但在加拿大，对于同样引起公众关注的“本那多案（R. v. Bernardo）”，媒体对案件审判过程的报道受到了限制，以防止陪审员受到舆论和其它来源的偏见的“污染”。所以，审前偏见救济制度，是与加拿大防止陪审员在审判前受到新闻媒体和其它来源偏见的“污染”、重视审判公正价值的努力一脉相承。
其次，加拿大对审前偏见的程序救济主要是在判例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陪审制度主要依赖于制定法的规定，但关于审前偏见的规则主要是在司法判例中产生。例如，由公诉人对陪审员行使的“靠边站”回避程序，先是由最高法院认定为违宪后，才由议会在修改刑法典时予以废除，代之以与被告拥有相同次数的绝对回避请求权。有关对审前偏见的其它规定，也大多在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如一般偏见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后来由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加以承认。此外，与判例法依据社会发展情况而发展变化的特点相适应，有关审前偏见救济的规则也是处于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例如，“有因回避是一种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的程序救济方法”〔25〕。加拿大法官认为，“加拿大的社会情况在变化之中，因此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来促进公平审判的法律目标的实现并培育社会大众对公正的信念〔26〕”。由此可见，加拿大陪审制度的有关规则，既是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也是通过判例发展和完善起来。
再次，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体现了对公正审判价值的重视，也是判例法对陪审制度的完善，其经验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讨论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问题，尽管人民陪审制与加拿大的陪审团制很不相同，但陪审制作为人类社会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文明，其合理的成分仍具有为我们借鉴、吸收的价值。因此，加拿大的审前偏见救济制度中的合理内容，完全可以在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予以借鉴和吸收。

注释：
四川省八届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四川省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推进本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和公民。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实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依法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鼓励发明创造、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应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保护知识产权。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实行分级负责和目标责任制，并纳入干部政绩考核内容；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目标，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保障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技术市场基础建设，规范技术市场秩序，强化技术市场监管，推动科技成果商品化。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积极申报专利，依法获得专利权。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科学技术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其他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有关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有有关部门应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加速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实行科技扶贫。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发挥科学技术社会团体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第二章 农业科学技术
第九条 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成果的推广应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实行政府扶助或者有偿服务；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按有关规定从受益单位或者个人获得应有补偿。
第十条 加强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和农业新品种的选育及配套技术、新技术开发研究，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储备。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和保护农业研究开发机构、技术推广机构的试验用地，任何单位不得侵占和挪作他用。确有必要调整试验用地的，必须按照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建立和完善县(市、区)、乡(镇)、村三级配套的农村科学技术服务网络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采取切实措施稳定基层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鼓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大中型企业与县(市、区)、乡(镇)建立多种形式的科学技术经济合作组织或技农工贸一体化经
营实体，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配套技术服务。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下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机构可以依法经营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可以依法经营其独立研究开发或者与其他单位合作研究开发并经法定单位审定的农业优良品种。
第十三条 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科学技术培训。农民技术人员经考核达到一定专业技术水平，可以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评定相应技术职称或发给技术资格证书。

第三章 企业科学技术
第十四条 企业应执行国家和省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加速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和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企业开发生产国家级、省级新产品或发明专利产品，经有关部门认定，可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待遇。
第十五条 支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生产、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技术开发体系。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应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和知识产权保护机构，加强企业的专利申请、实施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第十六条 支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多种形式与企业进行技术合作，参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建立中间试验基地及技术研究开发机构，促进先进技术在企业中的推广应用。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支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技术研究开发机构。
第十八条 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引进技术或项目前，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必要的信息检索、咨询或论证，并做好引进后的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工作，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第十九条 企业应建立健全职工技术培训制度，提高职工技术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企业应制定鼓励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和从事技术革新、发明创造活动的办法。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社会力量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对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进行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制定支持科研机构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创办、领办、承包民营、乡镇企业或帮助民营、乡镇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促进民营、乡镇企业向技术密集型、集约化经营方向发展的措施。

第四章 高新技术研究和高新技术产业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确定本省高新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产业，制定高新技术发展规划和计划。
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应优先组织本省优势领域中的高新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促进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
第二十三条 支持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企业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创办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成果或科技知识产权，经法定机构评估作价，可以作为企业的注册资本，其占注册资本的比例限额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定的从事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生产的企业和研究开发机构，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享受优惠待遇。

第五章 科研机构
第二十五条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科研机构评估制度，并根据科研机构的科研水平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择优扶持。
第二十六条 科研机构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享有研究开发、生产经营、经费使用、机构设置、劳动分配、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
第二十七条 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经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批，可以享受有关税收优惠待遇。
第二十八条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和有关科研机构，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计划地建设重点实验室、中间试验基地。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支持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开展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研究。
第二十九条 科研机构应面向市场、调整专业结构，以多种渠道、多种形式与经济相结合。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应逐步转变为科技企业或直接进入企业，农业和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应逐步向科技经营实体转变。
第三十条 鼓励中央在川科研机构参与本省各类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为本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三十一条 加强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结合，发挥软科学研究在咨询、管理、预测、决策中的作用。

第六章 科学技术工作者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应采取各种措施，提高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改善其工作和生活条例，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作用。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应有计划地培养各类科学技术人才，重点造就一批学术带头人和技术带头人。建立健全科学技术工作者继续教育制度。机关、企事业单位应保障科学技术工作者按照国家规定享有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加强智力引进工作，采取鼓励措施从境外和省外引进所需要的各类科学技术人员。
出国留学人员到本省行政区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回国时携带个人自用的合理数量的科学仪器、设备、试剂、生活用品等，享受国家有关规定减免关税。
第三十五条 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或恶劣环境中工作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享受国家和省规定的优惠待遇。
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研究、重大科学技术攻关项目研究和重点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研究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按国家和省的规定给予优惠待遇。
第三十六条 科学技术工作者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技术服务取得的合法收入，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离退休科学技术工作者按照有关规定，可以领办、兴办各种经济技术实体，也可受聘于有关单位并取得合理报酬。
第三十七条 科技工作者可以将其拥有的科学知识产权经法定评估机构评估作价，作为投资股本，取得相应的合法收益。
第三十八条 逐步实行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制度，保障科技工作者的合理流动。
第三十九条 在评定专业技术职称时，对从事科技成果推广、转化和专利技术实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着重考核其推广、转化实施工作的实绩；对作出重大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工作者，可以破格评定专业技术职称。
第四十条 科学技术工作者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努力提高自身科学技术水平。

第七章 科学技术经费
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逐步提高科学技术投入的总体水平，建立和完善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贷款为支撑，吸引民间、海外资金为补充的社会化科学技术投入保障机制。
全省研究开发经费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把科学技术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财政科学技术经费的年增长速度应高于同期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前款所称科学技术经费，是指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科研基本建设费和科技专项经费。
第四十三条 各级科技三项费支出占同级财政预算的比例应逐年增加，具体比例按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企业应增加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投入，逐步成为科学技术投入的主体。各类企业中技术开发费占其销售收入的比例按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各级金融机构应逐步扩大科技贷款规模，并逐步提高长期科技贷款的比例。科技贷款执行国家规定的基准利率。
第四十六条 广泛吸引民间、海外资金支持科学技术进步事业。鼓励国内外的组织和个人捐资设立各种类型的科学技术基金，资助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第四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用于科学成果转化以及重大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逐步建立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机制，支持重大高新技术项目的开发及产业化和成熟专利技术的实施。
第四十八条 建立四川省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重点资助培养高科学领域中年轻的学术带头人和技术带关人。
第四十九条 各级审计行政部门应加强对科学技术经费投入和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第八章 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
第五十条 支持大专院校、研究开发机构、企业、社会团体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与省外、国外的组织或个人依法开展多种形式的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
第五十一条 鼓励省外、国外的组织和个人在我省依法创办独资或合资、合作的研究开发机构或高新技术企业。
第五十二条 我省研究开发机构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开展技术出口或者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在境外、国外兴办企业。
第五十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开展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中，必须遵守国家科学技术保密制度的有关规定。

第九章 科学技术奖励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建立和完善科学技术奖励制度，表彰、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
第五十五条 对在全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应用项目，应定期组织评审，对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由省人民政府给予重奖或授予荣誉称号，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十六条 企事业单位应从推广应用科学技术成果或实施专利技术的新增税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经费，用于奖励完成科技成果和实现科学成果转化及实施专利技术的个人。奖励经费列入技术开发费，计入成本。
第五十七条 股份制企业可以对在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实施转化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有关人员的报酬或奖励，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将其折算成股份或者出资比例。该持股人依据其所持股份或者出资比例分享收益。
第五十八条 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我省设立科学技术奖励基金。

第十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追究当事人的行政责任：打击、压制科学技术发明或合理化建议的；滥用职权，侵犯研究开发机构自主权，干扰正常科研活动的；在科学技术项目论证或者成果鉴定中，故意作出虚假论证或者鉴定结论的。前款所列行为给他人造
成经济损失的，应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在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和科技成果申报中，采取欺骗手段，获取优惠待遇或者奖励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取消其优惠待遇和奖励，并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第六十一条 违反财经制度，贪污、挪用、克扣、截留、挤占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剽窃、篡改、假冒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和其他科学成果的；擅自转让职务科技成果，侵占单位或者他人技术权益；非法窃取技术秘密或者违反科学技术保密
制度，泄漏国家技术秘密的；转让国家禁止转让的技术的。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2月27日